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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1页）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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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韩弼德，也就是汉福雷家的小彼得，在姚桥矿区不过生活了两个星期——那是他被允许滞留的最长期限，而且姚桥不过是他当年在中国经过的许多站点之一，可是在以后无数次的回忆中，这两个短暂的星期被拉得异常柔软纤长，承前启后地贯穿了他的一生。在那以后他生命中发生的事件，似乎无一不与那段经历有关。

同意韩弼德在既非首都又非省城的姚桥生活采访，本来就是一个大胆的极富冒险精神的决定。为了成全那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一时心血**，无论是矿区还是省里的头头们，每日都在为韩弼德的行踪提心吊胆。这一点没有多久韩弼德就看出来了。无师自通的他明白了那些每日随行的人担心的并不完全是他的安全。明白了这层道理之后，他决定不再给别人增添麻烦。于是他终止了一切家庭采访。确切地说，他终止了一切正式形式的采访。每天他非常配合地随李主任王秘书去指定的矿点、工人文体中心、子弟学校甚至矿区医院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他听得多说得少，提的问题很适合回答。他毫无破绽地与人握手，扬着脸对着照相机微笑。他的积极配合使得众人如释重负。

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和矿工一起打几场篮球。对于这样不着边际的请求王秘书啼笑皆非。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电话汇报批准之后，韩弼德成了矿区篮球队的一员。他穿着矿上发的蓝色绒衣绒裤，手和脚长长地从衣袖裤腿里伸出来，如同一只刚上岸的鹭鸶，样子十分愚憨可笑。他站在篮板下伸长胳膊微微一跃，就能将球准确无误地投入篮中。一场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篮球赛因着他的参与顿时成了一桩极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晚饭后远近的婆姨孩童们纷纷提着板凳趿着鞋子来看球，“小韩小韩”的叫声夹杂着笑声尖尖地割进他的耳膜。这个极富创意的称呼用在他身上初听起来很滑稽，但大家很快就习惯了。这个称呼使他与他们的距离顿时近了起来。

有女人在场的时候韩弼德就格外地灵活了起来，四肢仿佛经过离心，失去重量失去依附，随心所欲轻轻散散地抛撒在空中。韩弼德在经历过多年的孤独之后，对女人有着盎然的兴致。这里的女人，当然是指中国女人。三十出头的韩弼德在关于女人的经历方面并不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然而他始终没有正面遭遇过爱情。在他长达七八年的漂泊生涯中，他其实有过多次可以遭遇爱情的机会，可是他都闪避了。熟读《史沫特莱手记》和《韩素音自传》的韩弼德，知道他心目中景仰的女人是哪一种类型，他似乎一辈子都在预备着与她相遇的那一天。当他开始策划东行的时候，他早已做好了在那里扎根的准备。

他关于扎根的定义里自然包括结婚生子这样的内容——他深知他将来要娶的女人在哪里，他的心也会在哪里。所以他后来在中国遭遇的那段短暂却又刻骨铭心的爱情，对他来说并非意外，意外的只是结局。那个爱情故事基本上是按着他的设想萌生渐进展开的。故事里的那个女人，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走进了他的场景而已。而故事的结尾，却像是叙述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意外之笔，刹那间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

韩弼德的球打得很有花头。他很快学会了将额上的汗水抹在手背上再擦到绒衣上。投不中球的时候，他会像矿工那样“呸”一口，说一声“见鬼”。他也早已知道“加油”是一句与开车无关的话。当他在人和球的缝隙里钻来钻去的时候，他的耳朵却如风中的兔子那样地支棱着。他一眼就看见李书记和王秘书神色极为凝重地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甚至觉得如果他略略施展一些，他的球就会随时擦到他们的鼻梁。他将场上所有的笑声都过滤了一遍，却没有听见沈小涓的，尽管他的眼角已经扫见了她。矿区所有的女人里只有她敢围那样颜色的围巾。在那个一切景致似乎都与煤灰有关的背景里，她的那方围巾如此干净鲜艳地红着，固执热烈地灼痛了他的眼睛，是那种似痛非痛而又痛到心里去的痛。她来得晚，去得早。来和去的时候都是悄悄的，似乎不愿随着人流来助长娇纵他的轻浮。当然，他知道她的早走并不完全是为了显示她的与众不同。她另有任务在身。

中场休息的时候韩弼德和矿工们坐在一条长长的板凳上擦汗，喝着婆姨们端上来的茶水。这时他离开李主任和王秘书就略微远一些了。真正的谈话其实是从这一刻开始不露痕迹地展开的。流过汗水之后的身体和精神便完全松弛了下来，穿着同样球衣抽着同一牌子香烟的韩弼德，突然在矿工眼里失去了早先的神秘感。后来韩弼德回想起来，他就是在这一年里学会了不用笔记本采访的。他惊奇地发现，他那带有口音的汉语如同脱缰的野马，在那块叫对话的田野里毫无阻隔地横冲直撞。在语言的藩篱之外，世界其实是很相似的。他偶尔与他们说几句话，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倾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听着他们发一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小牢骚，推来搡去地讲些**的笑话，他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期待是多么简单明了。在近乎一无所有的物质世界里，他们连烦恼也一道摒弃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播种着简单的毫无心计的快乐。

他多么渴望他能走进他们的世界里去，像他们那样地生活，却痛苦地意识到他和他们中间的距离是一条永远跨不过去的细线。他们让他想起艾德加·斯诺笔下那些昼夜行军昼夜歌唱的小红军。这两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几乎不用费力思索便能立即捕捉住。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却是他在经历过许多年的冥思苦想之后才慢慢地体会出来的。当他终于体会出这种区别时，他已经从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蜕变成一个温情的旁观者——那是后话。

韩弼德带着一些新奇的联想离开他的矿工同伴们，回到矿区宿舍。夜晚是他神经最兴奋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散落飘浮的思绪用文字固定下来，他害怕过久的停顿会冲淡他极为尖锐的感受。可是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的原因，却不仅仅是这些。

他知道有人在等他。

38

沈小涓坐在楼梯口等待着韩弼德的归来，两手拢成一个圆圈，搂着一个用棉花填缝的被当地人叫作“蒲包”的东西。蒲包里暖着的是给韩弼德准备的消夜。

小涓被抽调来接待韩弼德并非偶然。小涓是姚桥唯一的大学生。从她父亲矿长沈建山往上数三代，她家代代都是赤贫。小涓的主要社会关系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组织上的人。小涓的档案袋打开来只有薄薄的一沓，清清白白的几页纸上，找不到哪怕是半个可以让人引起可疑联想的斑痕。小涓学的虽然是国际政治，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她还停留在八国联军入侵阶段。从共产国际的诞生、沉寂到那个震惊世界的伟人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中间世界上还发生过许多小涓并不知晓的事件。所以对于接待“革命洋人”这件事，小涓刚开始时难免有些惊惶无措。她最早仅仅是用对待任务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的——在完成任务方面小涓从来就是一个完全无可指摘的姑娘。没有想到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她竟喜欢上了这个任务，于是任务便不仅仅是任务了。

韩弼德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起来。那些脚步声并不完全是韩弼德一个人的。李主任和王秘书随着韩弼德走上楼来，将他像接力棒那样地传到小涓手里，才敢喘一口气，回到自己房里休息。其实那也不是休息，他们的身体也许休息了，耳朵却没有。李主任住在韩弼德楼下，王秘书住在韩弼德楼上。他们与对门的沈矿长家形成一个有力的三角包围圈，将韩弼德紧紧地围在中间。无论是谁想私下探访韩弼德，还是韩弼德想私自外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

其实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夜晚的韩弼德异常安静，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他写作的时间。韩弼德进屋后拉拢窗帘，点上一盏煤油灯，窗口就隐隐现出他俯身疾书的影子。想到一部关于中国矿工的巨著要从这个小小的窗口、这盏昏暗的油灯下诞生，姚桥的人驻足仰望，连大气也不敢出。犹如一个一贫如洗的农人，捧着一颗晶莹透亮马上要孵出小鸡的鸡蛋，生怕轻轻一动就要捏碎了鸡蛋。这样的小心翼翼不是为了蛋也不是为了鸡，而是为了那个蛋和鸡可能带给他们的关于未来的硕大希望。

只有小涓一个人知道韩弼德在写什么，但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当然小涓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还不止这一件事。

那天小涓给韩弼德做的是水饺。确切地说，是经过改革的水饺，因为里头缺少了一样地道的水饺必不可少的调料——大蒜。

韩弼德到了姚桥才知道，当年安德鲁牧师为他煮的菜其实只是凭印象炮制的美国版的中国菜。最初韩弼德是在吃这件事情上首先认识到不远万里参加中国革命的艰难的。到姚桥的第一顿饭，是一碗上好的白米粥和一碟切成小片撒了许多青葱蒜末的松花蛋。看着色如煤渣质如橡胶的松花蛋，韩弼德实在难以下咽，筷子在盘子上画了许多无用的圆圈，最终只好饮了三大碗白粥了事，未到中午早已饥肠辘辘。午饭是一大盘调了许多生蒜的饺子，生蒜的气味使他几欲打出喷嚏来。想到原先是自己坚决要求与矿工一起吃住的，韩弼德只能默默地异常艰辛地吃完了所有的饺子，却一整天在为嘴里是否有蒜味而忐忑不安。

到了晚上他终于忍不住拉住小涓，满脸羞愧地问能否不在饭食里加蒜。小涓是在那一刻才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道理的。由此想到这个决志要将自己的旧根一把斩断，到中国来寻找新根的外国人，将来还会在外乡的土地上遇到多少难处，心里不禁涌上了一股对她来说相当陌生的情绪。如果沈小涓能活到天年，她的儿女们一定会告诉她，那种情绪在当代人的词典里可以找到多层解释：比如同情，比如爱慕，甚至比如欲望。

小涓放下消夜，本来可以转身就走的。一天的接待任务到此时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可是她没有马上就走。她反复说服自己，她的迟迟不走是与工作有关的，但是她却始终没有被说服。后来她就精疲力竭地放弃了对自己的说服。

尽管在姚桥她是见过最多世面的人，可韩弼德使她意识到她二十三年的生活其实是极为简单狭窄的，她连世界的边缘都还没有碰过。看韩弼德吃饭是她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候。韩弼德一边吃，一边同她闲闲地说着话。他给她讲他的童年和他的家乡，那个叫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在他的叙述里那个世界其实是幽静祥和甚至是美丽的，和她在书里读过的不太一样。她开始疑惑他为何要出走，可是她一直没敢这样问他。韩弼德吃饭的样子和矿上的那些人不同，他吃得那样安静，没有一丝声响，仿佛食物没有经过咀嚼就直接进入了肚肠。他喝汤的时候从不扬起碗来咕嘟咕嘟一气喝干。他将碗侧放着，拿勺子一点一点地舀着喝，喝得如此细致如此缓慢。他铺床的方法也很奇怪，不像矿上的人们那样叠成一个豆腐干似的小方块，而是平平地把被子铺展在**，仿佛随时准备上床似的——这个联想使她在无人处哑然失笑。在家时他不像矿工们那样脱去外裤，穿着一条棉毛裤走来走去。他永远穿着一件厚厚的褪成了灰白颜色的蓝布裤子，连裤边角上垂挂下来的线头也是干干净净的。当时小涓绝对没有想到，这种似乎与牛毫无关联却又叫作牛仔裤的蓝布裤子，会在几年之后红遍中国的大街小巷。

韩弼德的挎包里随时装着一把牙刷，每吃完一顿饭他都要刷一次牙，胡须上永远带着牙膏的清香。韩弼德的头发也不像矿上的男人那样落满头屑，而是清清爽爽地从中间分开梳向两边。他身上所有的不同都在时时刻刻地向她提醒着他的遥远，而正是他的这种遥远，使她觉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亲近。想到他丢弃了他那个遥远富有的熟悉世界，来寻求她这个平常而又乏味的陌生世界，她的心便牵牵地疼了起来。在那一刻里，她全然忽略了韩弼德来中国的初衷，固执地认为她自己对韩弼德的去国离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沈小涓当时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再次证实了已被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真理：革命和爱情对女人来说是不能兼顾的。

当小涓在看韩弼德时，韩弼德也在看小涓。屋里的炉火很旺，小涓的鼻尖上微微地出了些汗。她就把外头的棉大衣和脖子上的围巾褪了，露出里头一件枣红夹袄。两根辫子从肩上垂挂下来，在胸脯上画出两条曲线。小涓没梳刘海儿，额发用钢卡别了，留出一张大圆脸。脸色黧黑，颊上星星点点地布着雀斑。小涓让韩弼德想起阳光，想起夏天，想起年轻时的母亲，那个像母鹿一样在巴伐利亚的田野上奔跳的少女。韩弼德自小喜欢能给他带来阳光联想的女人，他觉得阳光使女人洁净快乐没有杂念。他固执地认为母亲后来的郁郁寡欢与待在家里缺少阳光有极大的关系。尽管在人生诸多的抉择上汉福雷父子有着一言难尽的迥异，他们在女人这个问题上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偏爱。韩弼德在许多年后才认识到，当年他如此冲动地爱上了沈小涓，其实也许只是爱上了他母亲的一个翻版。当然小涓带给韩弼德的联想还不仅仅是关于阳光的。她是那个被横横竖竖的直线充斥了的矿区里唯一的一条弧线；她也是那个撒满了煤末泥尘的天地里唯一的一块颜色。

小涓最早发现韩弼德对自己的兴趣，是在帮助他整理书稿的时候。说是书稿未免言之过早，因为那一堆乱纸在那个阶段至多只能被称为随笔手记。书名却是一早就有的。书名是韩弼德在见到小涓的第一眼时就产生了的，有如一道闪电唰地一下照亮了思维的沟壑。而书的内容，却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渐渐充填起来的。

小涓在大学里学的英文刚够她磕磕巴巴地看懂了韩弼德文稿上的几个词。仅仅那几个词就已经使她脸色绯红。小涓脸红的样子很奇怪，从额角到下巴到脖子都红，连耳朵垂子也红，红得亮晶晶的，仿佛一碰就要滴下血来。她拿着稿纸将脸遮了，却在稿纸后头哧哧地笑：“不像我，一点也不像。这哪是矿工的女儿，倒像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

韩弼德一生中尚未见过一个会如此脸红的女人，不禁看得呆呆的，忍不住过去握住了小涓的手，稿纸便窸窸窣窣地抖落了一地：“你怎么知道我在写你？你见过资产阶级小姐是什么样子的？”

小涓语塞，脸便越发地红了起来。韩弼德的手很大也很厚实，温温软软地将她的手包裹起来，她的手就如大太阳下的雪糕，一点一点地化了。她想挣脱，却发现她的手没了。岂止是手，渐渐地连身子骨架都没了，一摊水似的全化在了他的掌心。两下无话，只听见墙上的老挂钟发出刺耳的嘎啦嘎啦的声响。空气便很是燥热了起来。这时就听到韩弼德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松了她的手，自己一人远远地找了个角落坐了，点起一支烟来。冬天的天黑得很早也很厚实，煤油灯的光亮照不透整个房间。小涓看不见韩弼德的脸，却看见他的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的，像从前矿上祭死人时烧的香烛。

过了许久韩弼德才将烟头丢了，对小涓说：“你坐到窗口去，我来给你照张相。将来书写完了，就用你作封面。我就永远记住你了。”

小涓听了这话，竟像是一句告别的话，就甚觉刺心。木木地挪到窗口去，对着韩弼德的照相机扯了扯嘴角，却笑不出来。煤油灯的小火苗近近地舔着她的脸，灯芯低了，爆出些响亮的灯花，青烟丝丝缕缕地熏着她的眼睛。她想哭，却用力地忍住了。

那天她忍住的还不只是眼泪。

她还忍住了一句话。

“我不要你的照片，也不要你的封面。我只要你长长远远地在这里待下去。”

后来小涓问韩弼德离开姚桥之后会去哪里。韩弼德说会去北京的外交学院教书，同时编写一本世界矿工史的书。在回答小涓问题的过程中，韩弼德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丝奇异的灵感。他问小涓什么时候毕业，小涓说在夏天。韩弼德暗暗算了一下，当时离夏天只有三四个月了。他沉思片刻，终于微微一笑：“我需要一位助手，略懂英文，又了解共运史和矿工史的。”

那天他们之间的对话其实极为简短。就是在那样简短的对话中，他们却完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试探过程。这样的过程在正常的境遇中从徐徐铺开到娓娓结束大概需要几倍的时间。然而在那个一切都简单化了的复杂年代里，他们的恋爱过程也只能入乡随俗地浓缩起来。这样的基调后来贯穿了他们的整个故事。

39

1975年的春天，当《洛杉矶时报》的知名记者马姬怀揣着一纸去中国的签证行走在加州的街道上时，她觉得一街的鸟儿都在为她啼啭。她听得见却看不到这些鸟儿，因为满树的樱花将它们遮掩了。樱花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开放的，将刚刚熬过冬季的还没有多少生气的街景骤地涂上一层厚重旖旎的粉红。马姬摊开双手捕捉着偶尔在风中飞落的花瓣，举到鼻前闻着，似乎已经提前体会到了亚洲的风情。她隐隐约约地有种预感，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正在殷切地期盼着她的到来。因为她知道，她的中国系列文章，正被那边反复引证着，作为美国权威人士对红色中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