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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2页）

用“权威”二字来形容马姬在加州新闻界的地位，其实也不算过于夸张。这时的马姬已经不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名字。从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情绪报道，到后来的伯克利校园学潮，到后来的女权运动，再到后来的贫民区居住情况调查，马姬的名字渐渐地让看报的人产生了一些联想，一些与独立公正同情弱者之类的概念相关的联想。

这次的中国之行对马姬来说具有多层意义，而最深一层的意义是与彼得的再次相聚。所有其他的兴奋和期待都仿佛是从这个树干上衍生出来的枝杈，至多不过是来为树干增添风采的。这些日子里，彼得与马姬之间的联系异常地频繁了起来。在信里彼得不厌其烦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在中国的生活和感受。马姬将他的来信中属于私人情绪的部分删除，又用美国人习惯的叙述方式改编成新闻特写，以“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为题，在加州各大报刊上发表。回信时她把剪报寄给他，有时也给他看一些反应热烈的读者来信。

马姬是彼得在两个大陆之间一条厚实的纽带，她的来信让他想起远方的故土和汉福雷庄园。这种思乡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淡化，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如出击的蠓虫般啮食着他的心。可是他却无法对任何人倾诉。在反反复复的宣传中，他的弃家出走对中国大众来说早已成为一桩与阶级觉悟有关的壮举，没有人会理解他想摆脱的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地理环境。他抚摸着马姬信封上印着美国风土人情的邮票默默无语，回信时他一遍又一遍地称呼她为“我那共同为弱者奋争的战友，我灵魂的同伴”。他说他的美国护照早已过期作废，他正在考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他恳切地邀请她来中国与他一聚，到时他将告诉她一件不宜在信上谈论的事情。

对于彼得即将告诉她的那件事，马姬有许许多多的猜测。几乎每一种猜测在走过枝枝节节的曲折路途后，都会回到与自己有关的内容上。这种联想使她双颊微微生烫。她注意到他使用的是“告诉”一词而非“商量”，这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无论她说“是”或“否”他都要实施的决定。她有些喜欢也有些害怕他的这种霸道。她不禁想起许多年前她自作主张开车带他到美加边境逃兵役的情景。那天仿佛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他还是一个腼腆的有许多主意又被这些主意吓坏了的大孩子。在那之后他已渐渐成为不再害怕自己的主意，也敢为这些主意付上代价的成熟男人。那天当她看着他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弓身消失在国境线那边时，她绝对没有想到他后来会为一个少时近乎幼稚的理想，如此遥远而执拗地投上自己的一生。

她无可救药地喜爱着他的执着甚至一意孤行，尽管在同时她也为他的执着和一意孤行担忧。她觉得他仿佛是她亲手种下的一株小苗，她虽然在他最初的生命形成中有过致命的影响，而后来的成长壮大却完全是按他自己的轨迹和规律发生的，似乎不再与她有关。她为那些与她有关的部分牵肠挂肚地兴奋着，却为那些与她无关的部分深感失落和遗憾。她不可抑制地感受到了他生命磁场的强大吸引力，她知道她必须去投他的火，哪怕会被焚烧得一无所有。

带着这样有些期盼又有些悲壮的情怀，马姬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在飞机上她一次又一次地去卫生间，关起门来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即使是在淡淡脂粉的掩盖下，她的皮肤也已开始生出细微的皱纹，如同一张经过搓揉永远无法复原的纸。而她的眼睛里那些探索审视的光亮，使她在很年轻的时候看上去便已饱经风霜。想起那些没有多少异性参与的青春岁月她并不遗憾。她知道在她的少女时代她只是一只丑小鸭。她也知道后来她虽然不再丑陋，却披了一身的盔甲，被她吸引的男人无一不被她刺伤。她庆幸自己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开始与彼得的谈情说爱。此刻她想象着她和彼得如同两只在寻食寻窝的过程中失散的鸟儿，飞过漫长的冬季之后，抖落了一身的幼稚和傲慢，在一块陌生遥远的土地上意外地相遇。彼此不再在意羽毛的丰艳，却只为生命的幸存而平实地欢欣着、沉默地叹息着。她很满意这样的想象，脸上不可抑制地浮起了一层微笑。

就这样马姬在北京机场上见到了久别的彼得。那天彼得穿了一套灰卡其中山装，领口高高地扣到了颏下。衣袖挽了两圈，露出里边的灰色衬衫。脚底踩的是一双黑色布鞋，头上戴的是一顶灰色布帽子。帽子很旧了，边角却依然直直地挺立着，如同旧城堡里的角楼，远远地便招着人的眼睛。这种帽子马姬曾经在书里见过——东方的伟人们在宣布重大的决断时，似乎都要戴上这样的帽子。马姬看着彼得的帽子久久无语。她可以接受他额上的皱纹、身上的烟味、脚上的泥尘甚至袖口上的污垢，可她却无法接受他的那顶布帽子。她觉得那顶帽子是一个宣言，乔装打扮却又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对加利福尼亚的背叛。这样招摇的宣言未免过于矫情。在她的沉默中他走过来握住她的手，喉结如核桃似的挪动起来。他哑哑地叫了一声“马姬”。她的眼睛一热，却没有流泪。

车子开到街上她才知道她误会了彼得。那是一条灰色的街。天是一片广阔而稀薄的灰，云是一团一团浓郁挥抹不去的灰，街车是一块一块流动穿插着的灰，树是一根一根摇曳不定的灰。这些灰原本是各自独立、支离破碎的。可是风是它们之间的媒介。风无所不在地刮着，凌厉而模糊，如细索般将各式各样的灰不露痕迹地编织在一起。在这样硕大的灰色背景里，稠密的行人成了一只只灰色的棋子，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拨动着，东往西来，南下北上。在这样硕大的灰色背景里，人人似乎都戴了一顶这样的灰帽子。不知是帽子点缀了背景，还是背景点缀了帽子，总而言之，帽子和背景失去其中的一桩，彼此便不再完全。灰帽子将彼得轻而易举地点化成沙海里的一尘，汪洋里的一滴。刹那间马姬意识到：汉福雷家族的小少爷彼得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平平实实的中国人。她不知道该为此生悲还是生喜。

后来她才注意到彼得带来了一行人。彼得一一地介绍着他们的名字和官衔。这些名字和官衔听起来都很陌生，她并不能分辨出他们的等级高低。但她却知道此行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所以她微笑着将手伸给他们。握手寒暄的过程单一而冗长，千篇一律的欢迎词中只有一句话是不同的。许多年以后经过记忆的反复加工修补，这句话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这句话是：“马姬姐姐，终于见到你了。”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小涓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得的中国秘书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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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姬一下飞机就立刻被卷进了各式各样的参观接见活动里去。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马姬与领导人亲密握手相叙的照片，不断出现在各大报刊十分显目的版面上。马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远远超过了她自己最乐观的想象。马姬感觉到她作为新闻记者多年来声嘶力竭疲惫不堪的呐喊，在此时此刻得到了一个最强烈的回应。她的心深深地沉浸在由此而来的兴奋中。可是她的兴奋里却掺杂了一丝心神不定。她急切地期待着与彼得静心深谈的机会，而那样的机会却迟迟不来。

几天以后彼得带马姬去看长城。那天随行的人稍稍落后了几步，马姬终于和彼得有了一丝私谈的缝隙。在似乎看不见尽头的石阶上，彼得如一只野兔半走半跳，疾步如飞，马姬气喘吁吁方勉强跟随上来。后来他们终于攀上了高处，两人便坐在石桩上歇息。彼得的兜里揣了两个冻柿子，他挑了一个大的递给马姬，剩下的那个留给了自己。他教马姬用指甲在柿子上戳出一个小洞，将舌头探进洞里，滋滋地吸吮了起来。汁液如血似的从下巴流到衣襟上，彼得却没有去擦。

“汉福雷夫人学校里的第一批八年级学生，今年夏天就要毕业进入高中了。”马姬告诉彼得。

彼得哑然失笑。虽然他知道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在进修教师文凭，他却无论如何无法把那个割过草也饲过马的巴伐利亚姑娘，与手执《圣经》紧板面孔的小学校长联系在一起。

“汉福雷夫人是学校董事会的副会长——会长的头衔这些年来一直空缺着。”

彼得立刻明白了马姬没有说出来的后半截话。母亲一直期待着能有一个真正的汉福雷，来管理那所以汉福雷命名的学校。多少年来，加利福尼亚始终是彼得内心深处的一个伤口。尽管岁月已经在那里结上了厚厚的疤，可是结了疤的伤口依旧是伤口，任何轻微的触动都会使他惊悸不已。

两人就默默地看着四周的景致。

景致里有天也有地，却看不出地是在哪里与天分开的。地很大，如同一只巨掌俯在天的下面，颓断的城墙如手掌上受伤的血脉时隐时现地延伸开来，仿佛在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地的苍老和深远。地已经十分硕大，风却比地还大。风从地的边缘生出，刮起灰色和黄色的尘土，将地劈头盖脸地蒙住。但风也有疏忽的时候。风没有蒙住的地方，便有新绿长出来了。绿虽然还是星星点点的，既不成团，也不成片，地却不再是单一的灰黄了。这样的景致使马姬和彼得同时产生了无边无际的联想，马姬想到了无边无际的贫瘠，彼得却想到了无边无际的希望。

“马姬，你见过这样的城墙，这样的历史吗？每一块砖头，都是一个故事。我听见过砖头在哭，细细的，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声音，却像是小孩，被黑夜吓着了的小孩。这样的声音，白天是听不见的，人多了也听不见，心不静更听不见。”

马姬冷眼看彼得，下颌高高地仰在风里，两眼微闭，一脸痴迷的样子，便忍不住笑他：“再长的历史，也不是你的。你没参与建造，你父亲也没有，你父亲的父亲也没有。你的历史在那边，要跨过一个大洋才是呢。”

彼得也不恼，却将两眼睁开，两手在膝盖上猛击了几下：“你说得对，我没参加那一段，可我总可以参加这一段吧？我参加了，将来我儿子也参加了，再将来我儿子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段历史我就有名分了。”

马姬听了这话，想起彼得先前说过要加入中国籍的事，便拿话语来试探他：“尼克松下台后，一直有人在游说国会，要求赦免当年越南战争逃兵役的人，准许他们无罪回国。”

彼得甚是惊讶，一时无话。他没有想到，后来他给予马姬的回答，其实如一块巨石投进马姬的心，余波在很多年之后都无法消散。

“我若回去，也只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回去。我正在申请加入中国籍——这是我能与沈小涓结婚的唯一途径。”

彼得和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在即将经历生活中的一些巨变时难免心不在焉。那天在回宾馆的路上，他几乎完全没有留意到马姬异乎寻常的沉默寡言。

第二天马姬临时取消了原先安排好的一切行程，提前离开了中国。她的父亲安德鲁牧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腿部骨折，急需她回去一趟——她这样告诉她的中国主人。

彼得和小涓到机场送行。

“马姬姐姐，你是他家里的人，你要常来走动。”小涓牵了马姬的手，突然就把眼圈红了。她往马姬的行李包里塞了两袋银耳——这是那个年头里她能买到的最好礼物了：“这袋给安德鲁牧师，这袋给他妈。”小涓现在说起彼得，已经不用名字了。“要用慢火炖，越烂越好。多多加糖，不是普通的糖，要冰糖。”

马姬跨过海关警戒线，又转身看了一眼彼得。那一眼很湿也很重。彼得将手伸过警戒线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告诉妈妈，告诉安德鲁牧师，我会带小涓回来看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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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三月的某一天，在从北京飞往香港的班机上，有人看见一个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用一只手拄着下巴，靠在机舱的窗口上闭目凝思。女人一动不动地将这种姿势保持了半天，一直到空中小姐过来问她要不要吃晚饭。

女人转过身来，空中小姐惊奇地发现了她脸上斑斑的泪痕，这才恍然大悟：女人其实已经这样默默地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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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亲爱的彼得：

我梦一样地来了，又梦一样地走了。我好像刚刚从一个梦里走出来，又走进另一个梦里去。我的梦很多，有时发生在白天，有时发生在夜晚。有的梦很短，有的梦却很长。比如那个关于你的梦，我不知不觉地竟做了十几年。

飞机正在半空，底下是云，大朵大朵棉花似的云。我从玻璃窗往下看，云厚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云薄的地方，就露出了斑斑块块灰色和黄色的土地。我知道，此刻你和你的小涓，正站在其中的一块土地上，仰首望天，看着我的飞机从你的头顶轰隆轰隆地飞过，飞回我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