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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3页）

我们并不拥有同一片土地。

我们本来是可以拥有同一片土地的。

这次我飞越了半个世界来看你，原本是带了一句话来的。一句很沉重的话，岁月在上面汩汩地淌过，流走的都是轻飘的浮渣，沉淀下来的却是厚重的锈斑。我想对你说：“彼得，我灵魂的伴侣，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园。”

可是我没有。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临来之前才想出来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翻腾滚涌很多年了，我已经不堪它的重负。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卸给你。曾经有许多次，我都想对你说这句话。曾经有许多次，我都错过了机会。

最早想对你说这句话，是在我第一次见到你时。那时我刚刚离开外祖母，回到加州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那天你刚刚放学，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便来找我的父亲安德鲁牧师。每天放学之后晚饭之前，是你跟我父亲学汉语的时间。你大概是一路跑着来的，脸上红扑扑的，额上有汗。汗水将你亚麻色的头发微微地沾湿了，起了许多细碎的卷卷。你站在门口，一半身子在阳光里，一半身子在阳光外，阳光把你的身影勾勒出一道橘黄色的边。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你就是阳光本身，因为我从未见过一张脸，有这么多的热情期盼和希望。外边很亮，屋里很暗。我一眼就看清了你，你却过了一会儿才看见我。我的父亲你的师长安德鲁牧师指着你对我说：“马姬，这就是那个整天胡思乱想的小家伙。”你羞涩地笑了，把手伸过来给我。我如遭了电闪雷劈似的呆立在那里，竟忘了把手伸给你。

那一年你我都是十六岁。

后来你考上了斯坦福大学。你的父亲，汉福雷庄园的主人老彼得·汉福雷先生为你筹办了一个告别晚宴。汉福雷庄园真是个热闹的地方，如云的宾客，如流的车队，如缕的音乐，如昼的灯火是那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那个晚宴本来是为你准备的，可你却不是晚宴的主角。你母亲也不是。你父亲高擎着酒杯从人群中穿来穿去，黑色的燕尾服与别的衣装擦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随意地走过，随意地播撒笑语欢声。他仿佛是为那种场合量身定做的。他与那样的背景互为衬托天衣无缝地吻合在一起。可是你不行。你显得窘迫无所适从。你怕冷似的耸着肩膀，坐在石阶上，任凭月光在你脸上写下重重寂寥。

可是我不敢。我知道，我只有作为你的同类才可以与你一同飞翔。鹰怎么能与鸭子飞在同一航线上？那个夜晚像一张沉沉的大网，隔开了我——在路的这端，你——在路的那端。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地把自己塑造成鹰的形象。

两年以后我也考入了斯坦福，你所在的那所大学。可是我没有去找你。我远远地看着你愁眉不展地思索着我们的国家到底生了什么病。你整天整天地不上课，在学生会的讲坛上发表演讲，到市政厅广场上静坐示威，焚烧星条旗。“不要指望别人把和平像礼物一样送到你手里。和平犹如爱情，不能靠施舍只能去争取。”“如果把每个人的手臂连接起来，我们就一定能把橄榄枝伸到越南。”你的演说词是那样地富有诗意，仿佛与那场流血的战争毫无关联。火光把你的脸照得严峻瘦长，我竟记不得你是在何时脱完稚气，长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男子汉。我努力抑制着向你走去的冲动，我不愿你用温善敷衍的笑脸来问候我，依旧把我看成那个不谙世事的邻家姑娘。我希望你能用一只鹰寻找另一只鹰的眼光来发现我的存在。你的眼光可以是严厉苛刻甚至蛮不讲理的。我可以接受你严峻的平等，却决不接受你温柔的怜悯。我别无选择，只有和你一样投身那场后来在历史上留下厚重印记的反战运动。正如你的演说词煽动了无数颗狂热的心一样，我的文章开始引起激烈的反响。我期待着你会从那些如刀像戟的文章里找到我的身影。

你果真找到了我。

那天当你在学生俱乐部里朝我走来时，我第一次在你眼中看到了一丝光亮，一丝异类相遇时绝不会有的光亮。那光亮其实是极为微弱瞬间即逝的，却已足够长远地照亮了我后来的路。当时我多么想握住你的手，永远不再松开，对你说：“彼得，让我们走在一起。你在哪里，我就把哪里作为家乡。”

可是我没有。

因为我想起了作为丑小鸭时所有的屈辱哀伤。我突然觉得我想说的这句话由你来讲似乎更加妥当。那一年我和许多斯坦福校园里的女生一样，患了青春期综合征，学会了矜持、虚荣、掩饰、傲慢。

后来你就接到了那张盖着威严印章的入伍通知书。没有想到你强硬的反战立场在关键时刻却拐入了一个偏道——你竟决定服从命令奔赴越南。当你回到汉福雷庄园收拾行装时，我想起了我们那些放在裹着国旗的木箱里空运回家来的朋友们。那些画面如一把钝刀缓慢地割磨着我的心，使我昼夜难安。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我在仓促中做了一个至今回想起来尚不知是对是错的决定：我决定说服你逃兵役。我暗地里开始为你联系加拿大境内的一切接应事宜。送你去机场的那天，事情发生的顺序极为配合，我准备了一肚子说服你的话却一句也没派上用场，因为毫无戒备的你一上车就昏然入睡。一路上听着你细碎的鼾声我多少次想摇醒你，但想到这会是你在故土的最后一觉，我又实在不忍心。在抵达加拿大边境的时候你及时醒来。对于我的解释你既没有表现出愤怒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你的脸上是一种木已成舟之后的麻木和疲惫不堪。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你到底该怨恨还是感激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为你做的这个决定。由于我的独断专行，你人生的舟楫换了一个方向。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掉转方向之后，你的船会驶向一个如此遥远陌生的港湾。那天你背起行囊向边境线走去。天像个玩累了的孩童，把暮色一股脑儿地丢在你的肩上，你二十四岁的背不堪重负地弯了下来。你没有看路，低着头朝前走去。风把你的头发吹起来，像夏天田野里的蒲公英。不知你明天会在哪片天空下睡醒过来，我心疼欲碎，忍不住叫了你一声。如果当时你回过头来，我一定会奔跑上去，扯住你的衣袖，对你说：“彼得，请带我走吧。让我们离开这片污浊的地方，另找一块洁净的天地，来做我们的家园。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可是你没有回头。

就在那片刻的犹疑之间，你走过了那条国境线。再次相逢，竟是在十余年之后了。

当你还在加拿大流浪的时候，我曾两次去看过你。第一次你刚刚搬家，我们失之交臂——那时你为了躲避追查如惊弓之鸟，时时需要搬迁。第二次我去看你，你去了西北部的那个露天煤矿。我坐了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到了矿区。那个地方在高山上，离人很远，离天却很近。晴朗的时候，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探着太阳。我站在山巅上远远望去，雪杉在风里无休止地翻着深深浅浅的绿浪。旧的未平，新的已起，不知从何处开始，也不知到何处终止。我知道你栖身的矿工宿舍就在山谷的某一处，我突发奇想要借风把我的呼唤传给你。于是我朝着山谷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你的名字。山风把你的名字撕成许许多多的碎片，嘤嘤嗡嗡地丢过去又甩回来，最后化成一阵幽深的带着长长尾音的“嗬嗬……”声，仿佛一整座山都在为你的名字叹息。

后来我终于等到了你下班。你穿着从脖子到脚连成一体的橡胶工作服，手提一只沾满煤灰的饭盒，疲倦地走过来。虽然站在远处，我还是一眼就看清了你矿工帽底下的脸很黑也很瘦，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辨。你伸进裤兜找打火机点烟的动作很是娴熟，火苗亮起来的时候你的嘴角抽了一抽。那应该是一个笑，却看上去不像是笑。烟有些潮，点不着。你将半截烟掐断了，扔在地上，用鞋底蹍碎了。又重试了几回你才终于点着了另外半截烟。当第一口烟从你鼻孔里喷出来时，你轻轻地叹息了。这样的叹息不是靠耳朵听见而是靠心灵来感受到的，因为你的眼睛告诉了我。这就是你，那个曾经连**都有专人浆洗的彼得·汉福雷少爷吗？你身上有一半血统是贵族，另一半是平民。贵族的那部分努力拉着你往上升，要把你带到象牙塔里去。平民的那部分却拼命地坠着你往下沉，要让你沉到土地上来。那两脉血液在你身上永不止息地撕扯交战，注定了你的一生会如此**不安，寻求追索。所以你的思想是属于天空的，而你的行动是属于大地的。你喜欢那种往下沉的感觉。你说过你要沉到世间的最底层，哪怕低为泥尘。在那样的泥尘里你才可以开花结果。现在你果真沉到了那一层，可是你快乐吗？那一刻我多么想跑过去，抢下你的烟，扔掉你的饭盒，剥下你的工作服，把你丢在浴缸里泡上一整天，然后对你说：“请让我留下与你为伴。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安家。”

可是我没有。

我甚至没有跑过去与你相认。那天我捂着眼睛转身走了，坐长途汽车连夜离开了矿区。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睛守不住我的心，你一定会从那里读出悲伤和怜悯——无论我隐藏得有多深。骄傲的彼得·汉福雷是宁愿死也不愿被人怜悯的。

后来你就去了中国。

我们的联系在你去了中国之后才变得正常而频繁起来。你像是一个对大海充满了憧憬而又终于站到了海边的孩子，你的心被那个崭新的世界完完全全地占据了。你长长的一封又一封的来信似乎是蘸着**写就的诗篇——从本质上来说你更像是一个诗人，而不是革命家。后来你的诗篇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名字。你提到她的时候，心境似乎很平实宁静。细心的你其实早已熟悉了那个世界的国情——那个年代里进出中国的每一封国际邮件，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你抑制不住地要说起她来，但你必须用一种极为平常的笔触，来遮掩你渐渐聚集起来的与大革命的背景不太相融的柔情。你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你自己，倒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她：你不想在局势尚未明朗化的时候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我是在事后才觉察到这一点的——每个人在回首往事时，视力总是超常的犀利。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中国的。爱情可以使人聪明也可以使人愚蠢。爱情能叫人在某些方面格外地敏感起来，又能叫人在另外一些方面出奇地迟钝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最终的结局其实在我们相见的最初几分钟里就已经相当明朗了。机场上你指着我对她说：“这就是我常常说起的马姬。就是她把我推到追求进步的路上来的——若没有她我可能早死在越南了。”小小的停顿之后，你扯了扯她的衣袖，对我说“她是小涓”，便再无话，脸上满满的都是些笨拙的笑。当你用那些词汇来介绍我的时候，我心中略略有些吃惊，只觉得你把中国的国情学得太快太多，却没有往更深里想。我这双新闻记者的鹰眼，竟忽略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凡是能用概念辞藻描述出来的关系，一定不是爱情。因为爱情的本质是不可知，无法解释，不能说，一说就是错的。你的开场白就已经鸣锣响鼓地把我推到了一个高尚的距离，把她拉进了一种低微的亲昵。

她听了你的介绍，抿嘴一笑，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叫了一声“马姬姐姐”。这个称呼在当时那种场合似乎不太适宜，但却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滚烫热辣的印记，使我从一开始便无法不喜欢她这个人。那时的我竟如此迟钝，没有听出她的这个称呼其实已经不容更改地界定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是你家乡来的亲人。她对我的亲昵最初源于她对你的亲昵。用她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她这是爱屋及乌。

我的迟钝一直延续到我们去长城的那天。在你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告诉我你要结婚的打算之前，我依然愚笨地以为，你是想借那个单独的机会，请求我和你一起留在中国。早在前一天晚上我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甚至设想了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答复。有的热烈，有的矜持，有的直接，有的温婉。但每一种答复都会以同一句话结束：“彼得，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园。”

可是我无法怨恨你，更无法怨恨她，那个梳着两根辫子，充满了感性世界的热情天真，尚未被理性世界的顾虑拘谨所污染的年轻中国姑娘。是的，我是一只筑巢的鸟儿。可是我却没有用婉转的歌喉让另外一只鸟儿知道我在为他筑巢；是的，我是一个修路工。可是我却没有用劳动号子向同行人传递信息：我是在为他修路。十几年里，我淹没在筑巢修路的过程里，以为只要筑成一个温暖的巢就必会有同宿的鸟，只要铺成一条通达的路就必有同行的人。我把自己交给了过程，过程却没有带着我走向目的。目的在长长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我犯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本末倒置的错误。

于是我就永远失去了你。

现在的你大约正栖息在小涓筑就的巢里，行走在小涓铺成的路上。我们今生已经遥遥相望了十几年。我们今生还将这样继续遥遥相望下去。

再见了，彼得。

我实在说不出“祝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像一把剪刀，每说一遍就深深地铰一次我的心。可除了这两个字我又无话可说。

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你的名字。

彼得，彼得，彼得。我灵魂的伴侣，今生来生永远的爱人。

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小涓。

你永远的

马姬

197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