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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3页）

在那边，

我想我的家乡在那边。

彼得在安德鲁牧师的轻吟声中闭上眼睛，双颊渐渐浮上一层浅浅的潮红，唇边挂了一丝婴儿般毫无心计的微笑。看到这样的微笑，安德鲁牧师的心不由得惊悸了起来。在那一刻里，安德鲁牧师突然意识到：也许彼得的病不是因为治不愈，而是因为不想被治愈。这种猜测联想使得他的心情如同灌了铅块似的沉重起来。

于是他想到了在洛杉矶工作的女儿马姬。

马姬到了汉福雷庄园之后，没有进自己的家门，却立即赶去彼得的房间。马姬进屋后也不看彼得，就一把拉开了厚厚的窗帷，把在沉睡和清醒之间徘徊了很久的彼得猝不及防地扔在了加州正午的阳光里。彼得的眼睛与光亮抗争了一会儿才勉强睁开。睁开眼睛之后，彼得惊异地发现他抗争的其实并不是阳光。那一天彼得看见了加州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雪。窗前的红杉树从枝梢到树干都被包裹在一层十分夸张的白色里，路、街景和行人都仿佛成了旧式无声电影里的一个片段，臃肿、缓慢、含混不清。这场雪让他想起另外一场雪，和另外一个遥远的时常有雪的城市。很久没有知觉的心突然就牵了一牵。

马姬支走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她父亲和汉福雷夫人，然后关起门来，坐到彼得床前。后来马姬对彼得低低地说了几句话。汉福雷庄园上上下下至今无人知晓那几句话的内容，然而他们都清晰地记着彼得对那几句话的反应。那天很多人听见了彼得房中发出的一声巨响。惊恐万状的汉福雷夫人冲进屋里，只见墙上的穿衣镜已经裂成无数块碎片。与穿衣镜同归于尽的是一把维多利亚年代制造的英国骨瓷茶壶。那把茶壶是已故老汉福雷先生的至爱。彼得依旧保持了一个投球手的姿势，单腿跪在硬木地板上，脸色铁青，如同得了失心疯。当汉福雷夫人试图扶着彼得回到**时，彼得伏在母亲的肩上，低沉地号叫了一声。那一声号叫让人想起被鼠夹钳住了前爪的老鼠，或是原野上饿了一个冬季的狼。

“是我，让她去姚桥的。”

马姬走出房门，满面春风地对守候在门外的安德鲁牧师说：

“没事，他好了。”

51

开春时分，彼得的病渐渐有了起色。当他第一次试图脱下睡袍走出卧室时，他才意识到他其实已经病得很深也很久。那场病像一只动作迟缓却毫不气馁的蛀虫，在不知不觉中将他的身体掏空。等他发觉时，他只剩下了一副皮囊和骨架。那天他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衣戴了一顶绒帽子，颤颤地走到庄园门口。明晃晃的阳光穿过红杉树枝，在他眼中迸裂成无数个金色和银色的星星，脚下的地如棉絮般松软无依地沉陷下去。他慌慌地抱住回廊上的柱子，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回廊上栖息着的鸽子叽叽咕咕地走过来，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好奇的圆圈。彼得从口袋里掏出饼干，碾成细碎的屑末来饲喂鸽群。很快他就把饼干分完了，鸽群对他失去了兴趣，便三三两两地走散开来。彼得突然就恼怒了鸽子的无情，将两手在柱子上一拍，鸽群一惊，飞腾而起，蹿入天空，扑扇的羽翅将原本宁静的春晨搅扰得甚是纷乱起来。鸽哨响了很久很久，最后化成一线嘤嘤嗡嗡的回声。等到他再也看不见鸽影的时候，他就问管家要了一根拐杖，继续他大病之后的初征。

拐杖很厚实也很沉重，两头都包了铜皮。杖头上雕着一只独角兽，兽腮上刻了两个英文字母“P。H。”——这是父亲名字的两个首字母。彼得知道这是父亲中风以后常用的旧物。彼得把手按在磨得油光铮亮的扶手上，背上突然起了一阵战栗。他仿佛感觉到他正握着他父亲冰冷的毫无知觉的手。他想象着在他离家之后的那几年里，父亲拄着这根拐杖站在山坡上眺望大海的情景，心里涌上了一阵湿润的感动。据说父亲临终时，右手紧紧地握成一个拳头，放在胸口。殡仪馆的化妆师几乎掰断了父亲的手指，才将他的手掌摊平了，原来父亲的手上攥着一只金怀表。怀表很旧了，玻璃面上满是刮痕。表壳里存放着的是一缕失去了光泽的金黄色的头发。这是彼得出生以后第一次理发时留存下来的。在他小时候父亲没有像别的父亲那样地抱过他。在他长大以后父亲也没有像别的父亲那样地搂过他的肩膀。然而那块覆盖着岁月尘埃的旧怀表，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父亲身后留给彼得的东西很多，却只有这块怀表是彼得想要的。

彼得拄着拐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绕过汉福雷庄园，来到教堂旁边的墓地上。这时他稀疏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湿透。从背后看上去，三十四岁的彼得无论是在身架还是步态上都酷似晚年的老汉福雷先生。对于自己的未老先衰彼得丝毫没有介意。相反地，他觉得他的心境与外表正在达成空前绝后的和谐统一。在这样的和谐统一里，以往的困惑挣扎渐渐地淡化成遥远的背景，他的内心竟滋生出一股无欲无求近乎快乐的安宁来。

墓地的草刚刚割过，那是开春以来的第一茬新草，空气里湿湿地弥漫着草浆的气味。墓地里只种了一样树木，那就是丁香。紫色的和白色的新花饱含汁液地开放起来。浓密的纹丝不动的绿荫里其实看不见鸟儿的痕迹，却有尖脆的啾啾声此起彼伏地相互应和着。彼得踩过草地来到父亲的墓前。父亲的墓志铭不长，却有些狂妄：“走过，听过，见过，活过。”父亲深知汉福雷家族男丁的短命历史，所以在四十岁生日时就给自己写下了这个碑文。四十岁的汉福雷先生还是个风华正茂的男人，可是汉福雷先生的四十寿辰却一反平日喧闹豪华的做派，过得异常低调。那天父亲只请了三五个知己好友。寿宴上为了助兴父亲的朋友们一遍又一遍地要父亲致辞。可是父亲的脸上竟带了一丝浅浅的忧伤。他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说了那句后来成为他墓志铭的话。那句话听上去带着葬礼般的庄严肃穆，与那个喜庆的场合很不相宜。宾客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对应，后来还是父亲带头为自己鼓掌喝彩，才使得众人渐渐轻松开怀起来。

父亲前四十年的人生如同一部充满了变化和色彩的多幕剧，如果父亲在四十岁上死去，他人生的帷幕就会落在最辉煌的一个章节上。可是父亲偏偏在戏的**之后又拖拖沓沓地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四十年里便已完成了的人生，却要用六十年的时间来分割享用，就如一杯冲得太淡的饮料或是一张摊得太薄的煎饼，难免有些淡而无味。所以父亲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才会如此郁郁寡欢。

彼得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块怀表，打开表壳取出那缕用锡纸包裹着的头发。在早晨的阳光里那缕头发几欲重新发出灿灿的金光。彼得不记得他曾经有过如此金黄的头发——在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他的头发颜色开始改变，到他成人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亚麻色。可是那缕金发正代表着他的过去，充满童稚却又坚定无比地站立在他面前，不容他怀疑，也不容他抵赖。

他用拐杖在他父亲的墓前挖出一个小小的洞，将那缕头发包裹回到锡纸内，平放在洞里。然后他开始填土。他填土的动作甚为缓慢，有几次他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可是他最终还是填平了那个洞。填完土后他又将移动过的草皮覆盖回去。远远地看上去，墓地一切依旧。然而只有彼得和他的父亲知道，在那个早晨墓地里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彼得已经把他的过去放在了一个最为安全适当的地方。也就是说，彼得从这里走出去，就不再携带过去前行了。

在回去的路上，彼得遇见了正要到学校去的母亲。母亲看上去与往常不太一样。母亲的不一样首先表现在衣装上，却又不完全是在衣装上。母亲那天穿的是一件绿格子的粗布裙子。这种裙子的腰缝得很紧，褶皱很是细密，裙身极长，一直垂到脚面上，腰上拴着一根宽宽的打了一个结子的布带。这是母亲的故乡巴伐利亚乡下女人常穿的一种裙子。母亲在这种款式的衣裙里显得腰极细，腿极长。母亲走起路来步子很细碎也很轻快，仿佛是一只跳跃着的绿色蚱蜢，与田野树林的背景十分吻合。在彼得的记忆里，母亲只有在特殊的场合里才会穿上家乡的衣服。彼得就问母亲今天是什么场合？母亲但笑不语，脸上泛起浅浅的一层红晕。

后来他们走过了安德鲁牧师的住所。平常这个时候，都是母亲和安德鲁牧师相邀着一起去学校的。母亲要主持升旗仪式，安德鲁牧师要带领学生晨祷。彼得就建议到安德鲁牧师那里停一停。母亲却摇头，说安德鲁牧师病了，不愿见人。彼得忙问是什么病，母亲指了指额头。彼得以为是头疼，就问吃没吃过药。母亲忍不住笑出声来：“可怜的安德鲁正在闹失恋呢。”母亲见彼得一脸惊愕的样子，才止了笑，正正经经地说：“我昨天拒绝了安德鲁的求婚。”

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彼得冷眼看母亲说这话的样子，并不十分伤心，眉梢眼角，隐隐地反而有些喜气，便突然明白了母亲这些年里苦苦等待的，其实只是安德鲁牧师的求婚。至于是否能与安德鲁牧师结婚，倒是其次的。现在母亲终于等到了她想要的东西，母亲的欢喜自然是有道理的。

于是两人一路无话，默默地走到了学校。彼得送母亲进了校门，又自己愣愣地犯了一会儿傻，才想起要去看看安德鲁牧师。一路上想了好些安慰的话，谁知到了门口，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母亲和安德鲁牧师之间的事，是说不清楚谁有理谁没理的，似乎谁都对，又似乎谁都错了。只好又折了回去。如此来回了几番，便把自己折腾得很是疲乏起来。

彼得回到家来，和衣在**小寐了一会儿，就去打开他那个随身携带的背包。自他从中国归来之后，这只背包就一直搁在屋角的壁橱里没有动过。背包里并没有多少东西。除了几件换洗的旧衣物和几本老书之外，还有三本笔记本。为了防止进水，彼得把笔记本包裹在一张不透明的黄色油纸里。这样的包装方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早期革命党人小心翼翼地保存的秘密文件。这些笔记本在黄油纸里已经躺了整整一年了。这一年里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个油纸包始终近近地贴着他的身体。可是他从来也没有试图打开过纸包。当时他把笔记本包裹起来，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潮，在那时他就已经预料到了在他的余生里这些笔记本会和他发生的关系。它们记载了他的生活里曾经有过的一些章节片段。这些片段一旦用文字固定下来，便可以脱离他而独立存在。但他却无法脱离它们而独立存在。没有它们他就不再是他，至少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他。

但是他还不能**地面对它们，他心里结的那块疤还很嫩，承受不了它们的尖锐和沉重。所以他只能隔着一层纸有距离地保存它们。彼得找出一个大信封，将黄油纸包放进信封里，封上口，贴上邮票，又在信封上写下一个洛杉矶的地址，准备邮寄出去。当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料到，几年以后，他笔记本里那些残缺跳跃零散的片段，会在马姬的精心缝补粘贴整理充填之下，成为一本名为《矿工的女儿》，在排行榜上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彼得就这样开车上了路。他沿着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从西往东随心所欲地开着，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有时他在车里歇息，有时他在热情好客的农人家里讨宿，有时他在加油站旁边的汽车旅馆里过夜。每经过一个城市，他都要写下一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都没有收信人的地址姓名，他也从来没有试图把它们邮寄出去。在连绵不断的旅途中，彼得几乎失去了日期的概念。他只注意到他那些没有邮寄出去的明信片，已经在车后座上堆成了小小的一堆。渐渐地，彼得发现沿途树叶的颜色开始起了变化。先是碧绿的，后来是鲜黄的，再后来便转成绯红的。

一日，彼得开了整整一宿夜车，早上就甚为疲惫地住进了路边的一家旅馆。在饱饱地睡过了一长觉之后，他打着满足的哈欠，拉开了窗帘。窗外的景色使他在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然胆战心惊。旅馆的对面有一条小河，河畔是一片树林。树林不宽，却很长，伴着河流一直延伸到视野不及的地方。太阳奄奄一息无比沉重地挂在树林上。树叶子变了色，疯狂地红了起来，在风中齐齐地张开愤怒的手掌，将天，将地，也将河，烧成一片巨大的、柔溢流淌的火海。

那天彼得在窗前站了很久。

后来彼得从背包里找出地图，查到了这个小镇的名字。镇子叫匹克林，在加拿大境内，离加拿大第一大都市多伦多大约三四十公里。

彼得知道，他没有必要再往前开了。

52

半年以后的一个深夜，多伦多约克大学东亚研究室的助理教授彼得·汉福雷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他披着睡袍打开房门，发现门前站着一位甚为疲倦却又神采飞扬的女人。女人不等邀请便将随身携带的大小行李搬进屋里来。

“我在《多伦多星报》找了份工作，下个星期去报到。暂时还没找到住处，先在你这里挤几天。”

彼得十分惊愕地看着女人走进厨房，找出咖啡壶，点火煮上热水。女人煮了两杯咖啡，一杯放了糖，另一杯什么都没放。她把放了糖的那杯递给彼得，什么也没放的那杯留给了自己：“两勺糖，够不够？”

女人笑笑，进了洗手间。一会儿洗手间里就传出一些水声来。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女人出来时头上包着一块浴巾，露出来的头发仍在湿湿地滴着水。女人套了一件不甚合身的浴袍，袖子挽了两圈，下摆宽宽长长地拖到地板上。

女人一边擦着头发，一边问彼得：“我穿你的浴袍看上去怎么样？”

后来女人就一直在那里住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