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奉军进京,有通缉名单的传言,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十余人,避居在D医院的一间堆积房里若干日,鲁迅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不断地写文章,《朝花夕拾》里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都是这时的作品。
这期的重要创作,已经结集者有:
小说:《呐喊》《彷徨》
论文:《坟》
讲义:《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野草》
回忆文:《朝花夕拾》(前半部)
杂感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民15年秋至16年秋,即1926—1927)时代背景是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党运动。
这时期虽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鲁迅感触多端,不很开口,“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极不安定,宿舍屡有更变。在厦门四个月,因为“不合时宜”,搬来搬去,终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虽对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气也不甚感动。所不能忘怀的,倒是一道城墙,据说是郑成功的遗迹。“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小约翰·引言》)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这期的著作如下:
回忆文:《朝花夕拾》(后半部)
杂感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而已集》
通讯:《两地书》(一部分。与景宋合著)
讲义:《中国文学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至五十六岁(民16年秋—25年10月19日,即1927—1936)国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济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后东四省的沦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战。
这十年之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上海文坛的浅薄空虚,一点也不肯放松,挺身而出,“奋笔弹射,无所避回”,于是身在围攻,禁锢之中,而气不稍馁,始终奋斗,决不屈服。这时期可以称为短评时期。他的短评,都象短兵相接,篇篇是诗,精悍无比。不识者奚落他,称之为“杂感家”,殊不知这正是他的战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么领袖,也没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为一切应时的文字,应该任其消灭的,《热风》序文里说得好:“……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大都是应时而作,只要时弊快快去掉,则他的文字本来愿意欢欢喜喜地消灭。
上海不是个好住处,不说别的,单是空中的煤灰和邻居的无线电收音,已经够使他心烦气闷了。他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它的大纲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无邪》《诸子》《离骚与反离骚》《药与酒》……他的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试读《而已集》里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这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一段,思想很新颖,议论很透辟,将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发露出来,成了完全和旧说不同的样子。我正盼望这部大著作能够早日观成,不料他竟赍志以殁,连腹稿也同埋地下,这是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近年来,他写文章之外,更致力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前者是提倡版画,因其好玩,简便,而且有用,认为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他个人首先搜集了许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时借给别人去展览,有时用玻璃版翻印出来,如《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使艺术学徒有所观摩。一面,在上海创办木刻速修讲习会,从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译,都由他一个人担任的。这个艺术现在已经很有进步,可以说风行全国了。后者是鼓吹大众语:因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他说:“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耍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举如下:
短评集:《三闲集》
杂文集:《二心集》
短评集:《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
杂文集:《南腔北调集》
短评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通讯:《两地书》(一部分。与景宋合著)
杂文:《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此外,近年散见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曾由他自己结集起来,否则一定又添了一个有趣的书名。有一本题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鲁迅杂文集》,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月—十一月印行的,编次甚乱而销行甚广,决不是他自己编订的东西,前面既无序文,书尾也不贴印花,自从他一去世,投机取巧的市侩,东抄西撮,纷纷出书,什么鲁迅自述啦,鲁迅杂感集啦,鲁迅讽刺文集啦,鲁迅最后遗著啦,陈列在书摊上,五花八门,指不胜屈。更有无耻之徒,冒名取利者,将别人的作品,换一个临时封面,公然题作“鲁迅著”,例如《活力》《归家》等等,尤其可恶。请诸位千万注意,别去上当!
以上所谈,只关于他的创作方面,至于翻译,已经印行的不下三十种,工作也极其认真,字字忠实,不肯丝毫苟且,并且善能达出原文的神恉,这也是译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总之,鲁迅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一定会感觉到的。他的勤苦耐劳,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昼夜。在广州住白云楼的时候,天气炎热,他的住室,阳光侵到了大半间,别人手上摇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两窗之间的壁下,伏案写稿,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等等。蛰居上海以后,为生活费的关系,勤劳更甚。书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张藤躺椅上,看看报,或是谈谈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览极少,酬应最怕,大抵可辞则辞。衣服是布制的,鞋当初是皮的,十余年来是胶皮底帆布面的;卧床向用板床,近十年来才改。写字始终用毛笔。除了多吸烟卷而外,一无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质朴的学生时代的生活。
他的真挚,我不用说别的,就在游戏文字里,也是不失常度,试读《我的失恋》,便可知道。这本来是打油诗,其中所云:“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野草》:《我的失恋》),似乎是信口胡诌了,其实不然。要晓得猫头鹰,发汗药之类,的确是他自己所心爱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并没有一点做作。
他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但是竟还有人说他脾气大,不易相处,这是我所百思不解的。
他这样地牺牲了个人生前的幸福,努力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而奋斗,患肺结核而至于医师多次警告了,还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赶快做”,真是实践了他三十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
我说过,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现在话已说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诗中的两句作为今天谈话的总括罢: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上句表冷静,下句表热烈。关于上句,请参阅“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下句请参阅“救救孩子”(《狂人日记》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又景宋的哀诗所引用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伟大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