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好土亦好,一墩属谢公[1]。
青莲[2]悦其景,慨然思送终。
舒王[3]争其台,欲住愁雷同。
我领石城尹,颇有晋人风。
但是到手之日,园倾且颓,百卉芜谢,破败不堪。袁枚下了很大功夫,对它加以整修、改造。在他自撰的《随园记》中有如下记载:
随其高,为之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交。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
而后又做过三次改造。由于怀念故乡杭州西湖,故“每治园,戏仿其意,为堤为井,为里、外湖,为花港,为六桥,为南峰、北峰”,从而居家中如居西湖,居他乡如在故乡。园内景观由最初的二十四景,踵事增华,逐步扩展,增加到四十六景。园的四周没有筑墙,游人可以自由参观。每逢秋日,各地应试的举子和商贾云集园中,游客多达万数。可惜的是,这样美好的景观未能保存下来,随园老人袁枚去世五十五年后,太平军攻陷南京,随园毁于战火。袁枚临终前曾作诗留别随园,可说是一语成谶:
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
他年丁令还乡日,再过随园定惘然。
“丁令”指汉时的丁令威,传说他曾在千年后化鹤归来。
修造园林,给袁枚带来巨大的负担,但也带来无穷的乐趣。园成之日,袁枚即将老母亲从杭州接来南京,住进园内,尽其孝亲迎养之责。这样一直到袁枚六十三岁那年老母去世为止。
袁枚还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由于他视饮食之道为学问、为艺术,对饮食文化富有研究,凡与友人聚会,尽“以枚为饮食之人,引为上座”。而他也特别留心饮食技术,只要在哪里吃到了美食,事后一定派遣厨师,执弟子之礼,前往学习、就教。袁枚把这些经验、技术,一一收集、整理出来,编纂成《随园食单》,系统地论述了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制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部分。《随园食单》阐述了一些烹调理论,更多的还是方法、技术的介绍,非常实用。袁枚对烹饪学有很深的研究,王英志教授在《袁枚评传》中归纳为烹饪思想及饮食五戒与厨师三戒。
袁枚的烹饪思想有四:一曰求精,主要反映在选物与配料上。袁枚认为,“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虽有天姿,虽善涂抹,而蔽衣褴褛,西子亦难以为容”。二曰食物的独立品性,应显示其独特风味。袁枚批评“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蜡”。三曰重搭配,体现烹饪艺术的辩证关系。“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袁枚还提出美食须与美器搭配的观点,一席佳肴,“唯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差其间,方觉生色”。四是对成品菜肴的要求,讲究鲜嫩、清淡、细腻等。
三
“红粉青山伴白头”,这是对袁枚晚年享受生活的极好的概括。
袁枚有一种强烈的烟霞痼癖,即所谓“采山钓水”,壮游天涯。当然,这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有钱。袁枚多年来,以地主、文人、出版商、教师等多重身份取得多种收益,积攒了不少资财;二是有闲。应该说,这是袁枚辞官之后最足以骄人耀世的一种优势。三是有健康的体魄。直到八十岁,袁枚仍然拥有充沛的体力、脚力和精力。
袁枚出游分长短两途。中年时节,主要是短途旅行,主要以南京为中心,往返于杭州、苏州、扬州之间。除了领略江南旑旎风光,如邓尉探梅、太湖泛舟、扬州览胜、西湖观景之外,主要是人文方面的诗友聚会、觞咏酬答。足迹所至,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名山大川更是袁枚的至爱。十三年间,袁枚有几次长途旅游,遍游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对此,王英志先生在《红粉青山伴歌吟》一书中,做了翔实的记载。
袁枚第一次出游,到了天台山、雁**山、四明山、雪窦山,范围主要在浙东一带。袁枚先到杭州,然后沿着“唐诗之路”,乘船顺钱塘江、曹娥江、剡溪南行。之后舍舟登陆,经李白梦游的天姥山,再登天台山、赤城山,登上一千多米高的主峰华顶峰,游了石梁飞瀑。在建于隋唐的国清寺遇见寂明上人,口吟:“逢僧我必揖,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揖僧僧现在。”然后又继续前行,游了温州地区的雁**山,处州的黄龙山,缙云的仙都峰。一路上,主要景点无一遗漏。这一年袁枚六十七岁,整整出游了四个月。
第二年,袁枚又作黄山之游,登了主峰之一的一千八百多米的光明顶。袁枚在登始信峰时,临风立于接引崖峭壁,下视深不见底之溪壑,道是“坠下亦无妨。因为无底,飘飘然,尽可求片刻飞仙般的快活”。接着,又去了九华山,前后耗时两个月。
第三次出游,是去广东端州,袁枚时年六十九岁,行期将近一年。临行时有诗:
三年游屐未曾停,又作珠江万里行。
老骥不知筋力减,闲云只觉往来轻。
先是溯长江而上,登小姑山、庐山、五老峰,转到陆路后,过梅岭、韶州,登丹霞山,未见石碑遗迹。袁枚发表了精到的见解:雁**山自南宋才开发,故无唐人题名。黄山自明代开辟,故无宋人题名。丹霞山国初开发,故连明碑亦无。自大禹治水遍行九州,至今已四千余年,但名山大川还颇多未开发者。这使人联想到,山川尚且如此,那么,圣人经义更无津涯,其未阐发者亦多。如果因为前贤曾作疏解,就阻挡后人不许再添新说,那实在是浅陋无知,不足为训。
尔后,袁枚又游了七星岩、合掌峰、罗浮山。然后由端江乘船,经阳朔,到桂林。这里是他五十年前的旧游之地,般般重睹,恍如隔世。
七十岁后,袁枚又有几次远行。先是游览了武夷山,七十七岁、七十九岁再游天台、三游天台,八十岁还出游杭州、苏州。
袁枚颇以此自豪,有诗云:
自觉山人胆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
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
对于袁枚来说,造园、美食、壮游之外,第四大生活享受便是风流了。正如他在《自嘲》一诗中所说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袁枚生在清代中期,所受教育、思想熏陶、家庭与社会影响,都是封建礼教那一套,但他偏偏能够跳出藩篱,冲破禁锢。当时称作通脱,今天看就是思想比较开放,特别是在男女之爱上。袁枚有一套高论:
怜香惜玉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动心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怜香惜玉者,人异于禽兽也。世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即能为圣人也?伪饰而作欺人语,殆自媲于禽兽耳。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来如此。卢杞家无姬妾,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终为君子。好色不管人品,何必故自违言哉!
卢杞是唐朝大臣,为人阴险狡诈,居相位期间,害能忌贤,先后陷害颜真卿等人。谢安是东晋名士,当过宰相。声名甚高,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世人皆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为了满足其好色贪欢之欲,袁枚以没有子息接续香火为名,在结发妻子之外,从四十岁到七十四岁,先后娶了六个小妾。年轻时,袁枚更是冶游**,曾到妓院寻花问柳、买春猎艳,显然,“求子”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这也是袁枚遭人诟病、饱受讥弹的一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