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应该拍成胶片或者干脆电子化了的呀。”我忍不住又抬起头来和已经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的图书管理员说了一句。
“哪有那么容易,而且拍胶片也是一种损坏,反正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哪个也不会多上哪怕一丁点的意义。”
说来确实没错。我真想再接上一句什么话,但自己已经被合订本的德文期刊内容给吸引住了。重新从封皮开始看。褐色硬皮书封正面以及书脊上都标有我事先查到的《工业科学》的花体德文。确实非常不容易辨认,特别是德文对于我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在名字下面标示着的是这套合订本所涵盖的期刊年份。这是第一本,从1877至1897年。而后面两本,分别是1898年至1918年和1919年至1936年。整整六十年的学术年刊,可以说是德国工业崛起的一个见证,也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无力坚持,最终停刊。
我所需要查阅的内容跨了两本的年代,看来还需要麻烦图书管理员再跑一趟书库。顾不了那么多,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了第一个二十年的《工业科学》。
完全都是德文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先从每一年的目录看起。不过,一上来的发现几乎和我预料的一样,在1884年的目录里,看到了“HAINING”的名字。这一年,陈海宁离开波恩大学回到中国山东,看来这篇论文,大概就是他三年德国留学生涯的一个总结了。可惜目录上的论文题目我完全看不懂,只好按照页数翻到文章看。
陈海宁的这篇论文应该不是他的毕业论文,篇幅不算长,只有七页。除了少量的德文叙述之外,全是各种公式以及几幅示意图。德文也好,公式也罢,全都让我头痛不已,但那几幅示意图反倒令我眼前一亮。图上虽然也附了不少计算辅助线,却也十分明显,因为那就是那架“济南的风筝”。
如同在异乡见到老街坊一样,我又硬着头皮重新看了这篇论文。根据自己少得可怜的机械知识,通过几幅图和翻译软件的帮助,大体还是猜出了这篇论文讲了些什么—用风筝辅助计算飞行器参数的可能性与实践。
正好和丁副教授解释给我听的关于《莱茵工业报》上的报道相符合。看来陈海宁在德国的三年差不多都在这方面着力,同时也不由得钦佩起丁副教授的记忆力。
不过,我并没有就此罢休,或者说原本我所设想的只是开端。然而当我真的继续往后翻时,几乎快要绝望。从陈海宁离开德国之后,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竟然一直没有再见到他。难不成回国之后,他便彻底离开了科研,甚至逐渐颓废,到最后成了一个会不慎引发爆炸惨案的冒失鬼?这完全不合理。
大概就是以这种跨越百年时空的信任,支持着我继续翻着德文目录。终于,当我翻到第一本的最后时,忽然又看到了陈海宁,大有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喜悦。我赶紧先翻回到这一期年刊的封面确认年份—1895年。看到这个年份我不禁愣了一下,感觉仅仅从这个数字中已经嗅到了更多的东西。不过现在还不是急于下结论的时候,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通过查阅来验证。
大概是因为阅览室中本来也没有其他人,图书管理员看到我似乎很是吃惊的表情,多少也有些好奇,便从她的办公桌前绕过来,走到我旁边问我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本来想说“其实我看不太懂”,但当我指着眼前这页的机械示意图时,忽然就明白了它是什么,便略显吃惊地说:“这是……扑翼飞行器?载人扑翼飞行器。”
第一本翻阅完毕之后,我把它交还给图书管理员,又申请了第二本继续翻阅,同时,还跟她说了一声“辛苦了”,因为一会儿这一本我还会再看,只能辛苦她多跑几趟。
把陈海宁的所有论文都复印下来后,我回到了家,又重新从他用毕生精力研发的扑翼飞行器中走了出来。这个东西不是我所要找的重点,我想要知道的是最后发生的那个爆炸案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其实就摆在我面前。从论文的发表时间看,就已经一目了然。
1884,1895,1898,1900,1902,1910,正是这样的一串年份,陈海宁在《工业科学》上发表论文的年份,所有的真相就隐藏其中。
包括回国那年的第一篇论文在内,陈海宁一生竟在《工业科学》这个极为专业的学会年刊上用德文发表了六篇论文。这一点太令我钦佩了。我对科学史知之甚少,但从这个数字和这样的年代去推测,恐怕陈海宁完全可以跻身于中国早期科学家的行列了。
这就像一次拼图游戏,形状各异的所有小图片都已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图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把它们拼到一起了。
当发现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秘密时,我激动得都要哭出来了。
陈海宁在德国留学三年,离开德国时,也就是188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随后,当他回国重新就职于山东机器局之后,却迎来了自己研发扑翼飞行器的停滞期—空白的十二年。没有详细的记载,我当然不能用猜测得到的结论来表述空白的十二年在有着科研热情的陈海宁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仅看到1895年,陈海宁忽然又开始发表论文即可。第二年,他被调离了山东机器局,而且去的还是新疆,这无疑是一次惩罚。对什么的惩罚?似乎显而易见了。随后几次调离,虽然没有新疆那么偏远,但也都是一年时间就又调回来,无论怎么理解,大概都跑不出一次次惜才和惩罚之间纠结的结果。
再看陈海宁发表论文的“1895年”这个年份本身,也不容小觑。
这一年对于那个大清国来说太过特殊了。在此之前的一年,大清国吃了从鸦片战争之后最屈辱的一场败仗:甲午海战。号称海军舰队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五的大清国,竟如此惨败给了无论从国力还是国土面积都远远不及自己的东瀛日本。吃了败仗之后,大清国在1895年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从此一蹶不振。更值得注意的是“镇远”和“定远”两艘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正是徐建寅亲自到欧洲考察定制的。陈海宁忽然就在这一年“重出江湖”发表了或许被他雪藏十二年的论文,恐怕并非仅仅只是巧合那么简单了。
一旦有了方向,接下来每一个关键点都立即合理起来。
1898年,对于徐建寅来说一点也不平静。如果说甲午海战让徐建寅的事业和理想严重受挫,那么1898年时甚至危及了他的生命。在这一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戊戌政变,徐建寅也参与了维新党的运动。幸好他加入甚晚,没有被纳入主要成员名单,但为了遮掩自己也入伙维新,他以回籍扫墓为由,迅速逃离京城,自然顾及不到山东之事。我看了《工业科学》在这一年的出刊时间,是在当年年底,也就是说徐建寅七月离京,陈海宁立即就把新的一篇论文投出去了。海运手稿,基本上一个月可抵达德国,再加上审稿时间,大概因为之前已经有所交集,论文本身又没什么问题,当年年底发表也不是不可能。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张之洞被调到湖北,同时带着徐建寅到了汉阳钢药厂,开始研制无烟火药。这时的徐建寅当然更无暇顾及山东机器局……
一个结论浮出水面:似乎只要徐建寅出现一点松动,陈海宁便立即如同一个没有家长看管、在家里撒起欢的小孩一样,马上将最新研究成果投寄给《工业科学》。实话说,他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很容易让人误解,但这对于一个心里只有扑翼飞行器的人来说,或许根本没顾忌过这些。
这一年,山东机器局竣工,徐建寅被派往欧洲考察。考察时间长达四年,同时徐建寅订购回来了“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当时可说是战斗力最为强悍的战舰,还写下了《欧游杂录》。
我把《欧游杂录》仔细翻阅了数遍,发现只有抄录的李鸿章的信里提到要补上两名留学生过去学习枪炮船舰制造,同时要找些年轻人到德、法工厂中实习。其余记录完全都是徐建寅在欧洲考察德、法军工企业的实录,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徐建寅到欧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亲自造访考察,迅速增强大清国的军事实力。
作为自己父亲的学生,在当时来看应该是高才生的陈海宁,在自己在德期间前往德国留学,徐建寅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认识,不可能没有过接触。但整本《欧游杂录》里没有出现关于留学生的事情,更没有陈海宁。唯有李鸿章的信里出现了那两个留学生的名字。作为当时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且有记录,仅此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出其对军工类人员留学的重视。而像陈海宁这样的留学生,如此优秀却只字未提,更能体现出在当时的洋务派官员心中孰轻孰重了。
徐建寅和陈海宁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微妙了。
重新回到陈海宁的这条线上来,继续推理下去则有些令人悲伤。陈海宁第三次被调离山东机器局,是被徐建寅带到了身边,一起到了汉阳。如同一位父亲不放心自己的孩子,而惩罚又不管用,无奈只好将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导。即便如此,陈海宁还是没受束缚,又发表了下一篇论文,那年是1902年。而这一年,徐建寅已经死了,死于1901年时汉阳钢药厂试验无烟火药的意外事故。同样是爆炸,同样是意外,同样是无烟火药。
陈海宁,是爆炸事故的亲历者。
当时到底陈海宁在不在现场,根本无据可考,但从前面的推理不断延续到这里,让我不禁嗅到了一丝令人不悦的仇恨感。
我极为不喜欢这种因为理念不合而生恨的事情,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凶手,一百多年来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炸死徐建寅的重大事故的凶手。
那么,最后陈海宁有可能是自杀谢罪?反正绝不可能是一起因为冒失所造成的失误,但如此大的伤亡,也太过分了些……况且这样惨重的后果,已经在汉阳亲眼见过一次的陈海宁真的还能下得去手?还要找那么多人为了自己谢罪而陪葬?
还有那身奇怪的衣服。胸前配有一串串金属片,不禁让人想到它或许就是防弹衣的雏形,所以难不成……他是杀害徐建寅的凶手,当时已经被发现或者被怀疑,所以处心积虑地想再次引发一场相同的爆炸,诈死然后逃之夭夭?结果诈死反倒成了炸死?怎么想来都不可能,如鲠在喉的不快让我无法继续追索下去,但多少也是有了些成果,便一五一十地写了简短文字,连同我复印下来的所有论文拍成照片发给了邵靖。
邵靖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放到茶几上,用一次性纸杯给我们两个人每人打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下来。
“有没有看过陈海宁几篇论文的内容?”邵靖说话永远是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直入主题。
“看过几眼,但看不懂。”我如实回答。
他则不紧不慢地打开了电脑,点开了之前我发给他的图片,又将电脑屏幕转向我,说:“太具体的我也看不懂,但仔细看看,多少还能找到更多有趣的细节。”
“你想说他一直研究的是扑翼飞行器?这个我昨天也在说明里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