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她又歪了下脑袋——真要命,这个动作每次都令我一阵恍惚,“好厉害啊,那你是教什么的?”
“历史。”
果然,一个谎是要用无数个谎来圆的。她坐下来,跟我聊了很多有关历史方面的事情,有些我根本不知道,只得硬着头皮瞎编。好在她似乎也所知不多,每次都歪着头,认真听我把话说完,还总是装出一副受益颇多的样子。
咖啡馆一直没什么人,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一直待到关门,然后走过漫长的路,送她回家。夜深时分,街上的人终于不再拥挤,夜风也把沉积了一天的喧嚣都吹散了,四周只有我们的脚步声。现在想来,那些日子真美好,大概是我出生以来享受的最安静的时光了,尤其是走路的时候,我们的手背偶尔轻轻相碰。她并不躲闪,只是抿着唇。那时,我耳边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觉得手心微微有些潮湿,手背轻轻地颤抖。
我们每次回去,都快到午夜了。她是异人格接纳者,按规定,必须在晚上12点到早上6点强制睡眠。
所以我没有送她上楼,每次看到的都是她的背影。她走进小区大门,橙黄灯光照下来,将她的影子拽到地上。在灯光里,她只是一个剪影,但格外朦胧。
后来,我在单位的电脑上整理资料,想起她脖子上的条形码,就输入了她的名字和证件号。全息屏幕上立刻流水般显示出她的信息。我有些紧张,看同事们都在低头干活,才把窗口缩小,认真地看了起来。
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战后出生的,现在二十六岁,血型、身高和三围数据也显示得很详细——身为接纳者,她的一切信息都必须如实填写,以便系统对没有居住证的人进行分配时,可以有数据作参考。我还查到了她后脖子上另外一道条形码所代表的人,资料显示,是个男人,名叫张元龙。
我对他没有兴趣,所以又继续往下看。于是,我看到了杨蒙蒙的教育经历——历史系研究生。
电脑前,我的脸红得跟遇见她那天时看到的晚霞一样。
五月底,政府进行了一次居住证资格审核。这一次,又有几十万人没有通过审核,按照规定,他们失去了在这座城市的居住权。
于是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从药厂运来大批药剂,人格分离&融合仪也一刻不停地在工作。我们一会儿在操作室里给市民做手术,一会儿在工位上整理资料。一忙起来,连午饭都顾不得下去吃,只得叫了外卖,直接送到办公室。
“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你的外卖。”
我抬起头,怔了一下。
是杨蒙蒙的脸。但她的眼神却很陌生,见我迟疑,她不耐烦地说道:“先生,这是你的外卖,快着点儿啊!我还有别的单呢。”
我愣愣地接过来,还没开口,她就已经转过身,去给别的同事递外卖了。这时的她,已经全然没有了在咖啡馆时的娴静和温婉,举止透着强烈的厌烦和急躁。她把外卖往同事罗大姐的桌上重重一顿,汤汁都溅了出来。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罗大姐平时就牙尖嘴利,此时正忙,更是怒火上头,怒喝道,“眼睛长屁股上了?没看见一个大活人在面前啊!”
“是个活人啊,”杨蒙蒙冷笑一声,“我还以为是个屁呢。”
“你……”罗大姐指着她,脸都憋红了,看到她脖子上挂着的外卖工作证,“好,你厉害!你叫张元龙是吧,等着吧,你就等着投诉吧!”
我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
眼前出现的人,虽然是杨蒙蒙的躯体,灵魂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
战后,核污染持续扩张,可居住的土地却在逐渐缩减,人们不得不涌向为数不多的几座安全城市。城市人口顿时呈爆炸式增长,为了控制生存空间,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将楼层建高、出台限令、压缩居住空间……但效果都不怎么样。所幸,在城市运行系统崩溃前的危急时刻,一项崭新的技术及时被研发了出来,一时间成了减缓空间压力的最有效手段。
人格分离&融合技术。
早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政府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于是召集了一大批心理学家和脑神经专家,对多重人格患者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打开人体躯壳,让身体成为容器,让更多人格融入。
也不知那群书呆子究竟是怎么研究的,更不清楚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制造了多少白痴——或者尸体,总之到最后,他们成功了。
最开始,只要对城市的贡献达不到最低水平,就会收回城市居住证,被强制送往人格安置局,进行身体检测。如果身体健康、相貌出众,便会成为“接纳者”,必须允许别的人格注入体内;反之,身体状况糟糕、姿色平平,就会把人格抽离出来,注入别人的身体里——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自己不再独自占有一具躯体。不同的人格,在同一个身体里,轮流苏醒,切分一天中所能活动的十八个小时。
而居住证所需要审核的,就是对城市的贡献,新法上说,这是从个人收入、文化创造和商业价值等方面综合考虑的——换句话说,具体的标准谁也无法说清。
到了后来,尽管政府说得冠冕堂皇,但所有人都明白了:唯一的考核标准,就是钱。
有了钱,就可以把跟自己共享身体的人格,赶到其他人身体里去,或者赎回自己原本的身体。当然,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选择给自己换一具更健壮、更美丽的躯体;没有钱,即使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身体,或者身体被其他人侵占了,也会被加入新的人格,不过苏醒的时间会进一步被压缩。
局里的名单上,这座城市创造最高纪录的接纳者,一具躯体里总共容纳了七十九个人格——他后脖子上的条形码,密密麻麻。这也意味着,每天平均下来,每个人格能使用这具躯体的时间,还不到十七分钟。
这次审核过后,恐怕这个时间还会缩短。
而我,就在人格安置局工作。
显然,眼前这个正在跟罗大姐吵架的人,并非咖啡馆服务员杨蒙蒙,而是外卖员张元龙——甚至,我都不能用“她”来代指这个人,而要用“他”。
跟罗大姐吵完后,张元龙用鼻子喷了口气,扭头就往外走。路过我身边时,我听到他嘴里不停地念着骂人的三字经。但他的背影依然有杨蒙蒙的婉约,我心里升起了一股荒诞感。
罗大姐怒气未消,嚷嚷着要去投诉。
旁边有人劝道:“你没看到他后脖子上的条形码啊,不是个‘公共汽车’,就是个‘寄生虫’,跟这种人有什么好置气的?”
哦,忘跟你说了,接纳者和他们身体里的异人格,在我们看来都是无比下贱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能搞丢,还有什么可值得尊敬的呢?所以我们私底下把前者叫“公共汽车”,而将后者称为“寄生虫”。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罗大姐气得饭也吃不下,用筷子夹起一块肉,又重重地放下,说,“他现在才两道杠,我非得投诉他!等他这个月罚了钱,通不过考核,看我不亲自下手,给他再灌进十几条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