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迫不及待地拉起行李箱要上车,可父亲并没有松手,行李箱尴尬地在半空中悬停着,终于还是重重地落了地。
我正要发火,父亲啪的一声在我面前立正,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人。他说过,上战场之前不要告别,要给彼此留个念想。
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举起手,回了个软绵绵的礼。
当时的我并没有真正领会这个姿势的意义。
“真没想到我们竟然会折在一个野人手里。”课题组组长,也是我的导师欧阳笑里藏刀,他拍拍我的肩膀。“没事儿啊,再琢磨琢磨,还有时间。”
我太了解欧阳了,他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没时间了”。
如果再挖深一层,则是“你的想法,你的项目,那么,能不能按时毕业,你自己看着办”。
至于他自己前期占用我们多少时间精力,去应付他在外面乱七八糟接下的私活儿,欧阳是绝不会提的。
我痛苦地挠头,目光落在被关进粉红宠物屋里的巴鳞身上,他面目呆滞地望着地板,似乎还没有从刺激中恢复过来。这颜色搭配很滑稽,可我笑不出来。
如果是老吕会怎么办?这个想法很自然地跳了出来。
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他当年闲聊扯出的“A导致B”的问题。
传统理论认为,运动控制是通过存储好的运动程序完成的,当人要完成某一个运动任务时,运动皮层选取储存的某一个运动程序进行执行,程序就像自动钢琴琴谱一样,告诉皮层和脊髓的运动区该如何激活,皮层和脊髓再控制肌肉的激活,完成任务。
那么问题来了:同一个运动有无数种执行方式,大脑难道需要储存无数种运动程序?
还记得那条运动可能性超过了全宇宙原子数量的胳膊吗?
2002年一个叫作Emaodorov的数学家提出一套理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基本思想是:人的运动控制是大脑求一个最优解的问题。所谓最优是针对某些运动指标,比如精度最大化,能量损耗最小化,控制努力度最小化,等等。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脑会借助于小脑,在运动指令还没有到达肌肉之前,对运动结果进行预测,然后与真实感知系统发回来的反馈相结合,帮助大脑进行评估及调整动作指令。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下楼梯时我们经常会因为算错台阶数而踩空,如果反馈调整及时,人就不会摔跤。而反馈往往是带有噪音和延时的。
Todorov的数学模型符合前人在行为学和神经学上的已知证据,可以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运动现象,甚至只要提供某一些物理限制条件,便可以预测其运动模式,比如说八条腿的生物在冥王星重力环境下如何跳跃。
好莱坞用他的模型来驱动虚拟形象的运动引擎,便能“自主”产生出许多像人一样流畅自然的动作。
当我进入大学时,Todorov模型已经成为教科书上的经典,我们通过各种实验不断地验证其正确性。
直到有一天,我和老吕在邮件里谈到了巴鳞。
我和老吕自从上大学之后就开始了电邮来往,他像一个有求必应的人工智能,我总能从他那里得到答案,无论是关乎学业、人际关系,还是情感。我们总会长篇累牍地讨论一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问题,例如“用技术制造出来的灵魂出窍体验是否侵犯了宗教的属灵性”。
当然,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避开关于我父亲的事情。
老吕说巴鳞被卖给了镇上的另一家人,我知道那家暴发户,风评不是很好,经常会干出一些炫耀财力却又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
我隐约知道父亲的生意做得不好,可没想到差到这个地步。
我刻意转移话题聊到Todorov模型,突然一个想法从我脑中蹦出。巴鳞能够进行如此精确的运动模仿,如果让他重复两组完全相同的动作,一组是下意识的模仿,而一组是自主行为,那么这两者是否经历了完全相同的神经控制过程?
从数学上来说,最优解只有一个,可中间求解的过程呢?
老吕足足过了三天才给我回信,一改之前汪洋恣肆的风格,他只写了短短几行字:
我想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连你自己都没意识到有多重要。如果我们无法在神经活动层面上将机械模仿与自主行为区分开,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
收到信后,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我花了两个星期设计实验原型,又花了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上的可行性及收集各方师长意见,再申报课题,等待批复。直到一切就绪时,我才想起,这个探讨“根本性问题”的重要实验,却缺少了一个根本性的组成要素。
我将不得不违背承诺,回到家乡。
只是为了巴鳞。我不断告诉自己。只是巴鳞。
就像A导致B。简单如是。
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学习人类是如何通过身体语言来进行交流的。他们伪装成被遗弃的孤儿,被好心人收养,通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来模仿他们养父母们的举止神态。
养父母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孩子们长得越来越像自己,而当外星孤儿们认为时机成熟之时,便会杀掉自己的养父或养母,变成他们的样子并取而代之。
辨别伪装者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但人类最终还是发现了这些外星人与地球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尽管外星人几乎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类的所有举动,但他们并不具备人脑中的镜像神经系统,因此无法感知对方深层的情绪变化,并激发出类似的神经冲动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同理心”。
人类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辨别方法,去伤害伪装者的至亲之人,看是否能够监测到伪装者脑中的痛苦、恐惧或愤怒。他们称之为“针刺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