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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第六（第3页）

今译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张居正讲评知之，是知此道。好之，是好此道。乐之，是乐此道。孔子说：“人之造道，有浅深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极的去处，乃为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识其为当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胜于不知者矣!然这只是心里晓得，未能实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悦其义理而爱慕之深，玩其旨趣，而求为之力，然后可以进于道也。岂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胜于知，然这才是用力进修，未能实有诸已也。不如乐之者融会于心，而充然自得，全体于身，而浩然自适，然后乃为学之成也。岂徒好者之可比乎!所以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夫是三者以地位言，则知不如好，好不如乐。以工夫言，则乐原于好，好原于知。盖非知则见道不明，非好则求道不切，非乐则体道不深。其节次亦有不可紊者。学者诚能逐渐用功，而又深造不已，则斯道之极，可驯至矣!此圣人勉人之意也。

原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今译孔子说：“对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能够讲较为高深的学问，对具有中等以下才智的人不可以讲。”

张居正讲评中人，是中等的人。语，是告语。上，是上等精微的道理。孔子说：“凡人资质有高下，学问有深浅。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等以上的人，其资禀既不凡，功夫又精熟，已是有上达之机了。然后告以精微的道理，则言者适当其可，而听者不苦其难，就似登山的一般，将到高处，才说与高处的景象，便理会得，所以说可以语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资质既是寻常，功夫又未积累，但当就其力之所及而引进之。若遽告以精微的道理，不惟强其所不能，亦终茫然而无得，就似行路的一般，才在近处，便说与远处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说不可以语上也。”然则君子之教，但当因人而施，岂可躐等而进乎!然此为施教者言耳。若学者之学，又当自加勉励，盖奋发勇往，则下学皆可以上达。因循怠惰，则中人亦流于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鲁君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又进学者所当加意也。

原文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今译樊迟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聪明呢?孔子说：“专心致力于使民众趋于义，虽然供奉鬼神却远离它们，这样就可称得上明智了。”樊迟又问怎样才算仁，孔子说：“仁的人总是先于他人做难事而后于他人收获，这就可以说是仁了。”

张居正讲评樊迟，是孔子弟子。务，是专用其力的意思。民义，是人所当为的道理。难，是切己难尽的工夫。获字，解做得字。樊迟问于孔子说：“如何叫做智。”孔子答说：“所谓智者，见理之明而已。盖人生日用，自有当为的道理。若鬼神之福善祸**，虽与人事相为感通，然其事则幽昧而难知者也。不可知而谄事以求之，惑之甚矣。今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凡伦理所当尽，职分所当为者，一一着实去做。至于鬼神，则惟敬以事之而已，却不去亵近，而谄渎祷祀以求福也。这是他心有定见，故祸福之说不足以动其念，幽远之事不足以眩其明，岂不可谓之智乎?”樊迟又问：“如何叫做仁。”孔子答说：“所谓仁者，存心之公而已。盖为人之道，本是难尽，若为之而有所得，虽功效相因，理之自然，然不可有心以预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则涉于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难，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关者，只管上紧去做。至于后来的效验，则惟俟其自至而已，却不去计较，而有意以期必之也。这是他心有定守，故能纯乎正谊明道之公，而绝无计功谋利之念，岂不可谓之仁乎。”按夫子此言，虽是分言仁智，其实只是一理，盖媚神之念，即是望效之心。先难之功，即是务民之义，人能用力于人道之所难，而祸福得失，皆置之于不计，则仁智之道，兼体而不遗矣。此又学者之所当知。

原文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今译孔子说：“明理的人喜好水，仁德的人喜好山。智慧的人生性活泼，仁德的人生性沉静。明理的人生活有趣味，仁德的人长寿。”

张居正讲评知者，是明理的人。乐，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孔子说：“天下有明智之人，有仁德之人。人品不同，则其性情亦异。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于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于山。盖知者于天下之理，见得明白，其圆融活泼，无一些凝滞，就似水之流动一般，此其所以乐水也。仁者于吾心之德养得纯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摇夺，就似山之镇静一般，此其所以乐山也。夫人惟心有拘系，所以多忧。知者既流动不拘，则胸次宽弘，遇事便能摆脱。凡世间可忧之事，皆不足以累之矣!岂不乐乎!人惟嗜欲无节，所以损寿。仁者既安静寡欲，则精神完固，足以养寿命之源。凡伐性丧生之事，皆不足以挠之矣!岂不寿乎?”夫人情莫不欲乐，亦莫不欲寿，而惟有知仁之德者，为能得之，则反身修德之功，人当知所以自勉矣!

原文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今译孔子说：“把齐国一改观，能够达到鲁国的水平；把鲁国一改观，能够臻于先王之道了。”

张居正讲评齐、鲁是二国名。变，是变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孔子说：“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二国皆被圣人之治，其政教风俗固纯然文武之盛也。至于今日，则齐、鲁皆与旧时不同，然齐经桓公霸政之后，其习俗相传，遂急功利，喜夸诈，而太公之治已**然无存。鲁则无所变更，至今犹知重礼教，崇信义，而周公之遗风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耳。若齐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仅可如今日之鲁，盖功利既革，方可望于礼教，夸作既去，方可望于信义，而文武之盛，固难以遽复也。若鲁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便可至于先王之道。盖礼教信义莫非先王之旧，但修举其废坠则纪纲制度焕然维新，而文武之盛可复见于今日矣!所以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耶!”此可见夫子经纶的次第，使二国能用之，则虽至道有难易，而一变再变之余，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原文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今译孔子说：“觚不像个觚，还能算是觚吗?还能算是觚吗?”

张居正讲评觚，是木简。古时未有纸札，唯削木为数方，书字其上。用以记事，以其器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孔子发叹说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实，乃可以称其名，如器之所以名为觚者，本内其有棱角故名为觚也。若为觚而去其棱角，则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则名虽存而实已废，尚得谓之觚哉!尚得谓之觚哉!”然圣人之意，非为一觚，盖见世之有名无实者多因感于觚而发叹也。故君尽君道，而后可以为君，臣尽臣道，而后可以为臣，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若其所关系则又岂特一器之小而已哉!

原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今译宰予问道：“若对仁德的人说：‘井里掉下一位仁人啊!’他会跟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那样呢?君子可以想法营救，但不可自己身陷其中；君子可以被欺蒙，但不可受愚弄。”

张居正讲评宰我，是孔子弟子宰予。井有仁的仁字，当作人物的人字。从，是随。逝，是往救。陷，是陷溺。欺，是欺诳。罔，是诬罔。宰我有志于仁，而不知为仁之道，乃问于孔子说：“仁者既以爱人为心，则闻人有难便当往救，虽是人告他说，有人溺于井中，亦当随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则无恻隐之心；救之，则有沉溺之患。然则为仁岂不难哉!”孔子答说：“仁者虽切于救人，然必己身得生而后可以救人之死，若从人入井，则无益于彼，而先丧其身，愚亦甚矣!仁者何为而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闻人有难，便有恻然哀怜之心，使之奔走而往救则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则不可。盖凡事自有个道理须要斟酌，若是理之所有的，人虽欺诳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无的，人虽欲诬罔而使之轻信，岂可得乎?然则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所必无也，故不可使之陷溺。子欲为仁，亦详审于轻重缓急之间而已。”盖利济兼爱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智以行仁，而后仁为无蔽，宰我忧为仁之陷害，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晓之如此。

原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今译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仪来约束自己，这样就不会叛离大道了。”

张居正讲评博，是广。文，是《诗》、《书》六艺之文。约字，解做要字，是敛束的意思。礼，是天理之节文。畔字，解做背字。孔子说：“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然道散于万变，而文则所以载之，使非博之以文，则闻见浅陋，而不能旁通。道本于身心，而礼则所以检之。若徒博而不能约之以礼，则工夫汗漫而无所归宿，便与这道理相背了。所以君子之学，务要旁搜远览，几天地民物之理，《诗》、《书》六艺之文，一一去讲习讨论，以广吾之闻见，这是博学于文。然又不徒务博而已，必收敛约束，举凡视听言动之间，都守着天理之节文，不敢少有放肆，这是约之以礼。夫博学于文，则闻见日多，既不病于孤陋；约之以礼，则身心有据，又不涉于支离。如此用工，虽未必便能与道为一，然由此进之，则亦可以至于道矣!何相背之有乎?”圣人示人为学之方莫切于此。若就君道上说，则凡亲贤纳谏，读书穷理，即是博文的工夫，以其所闻所见者，而检束其身心，体验于政事，即是约礼的工夫。人主务此，则二帝三王之治可几而至矣!

今译孔子去拜见南子，对此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对他发誓道：“倘若我这种行为不合于礼的话，老天会谴责我的!老天会谴责我的!”

张居正讲评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矢字，解做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厌，是弃绝。昔孔子曾到卫国，卫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尊敬孔子之道德，要与相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人仕于其国，有见小君之礼。南子据礼以求见，故孔子不轻绝之，圣人所为，无一而非礼之所在也。子路不知此义，只说南子是个**的人，不该见他，心里不说。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说：“凡人立身行事，须是依着道理，不愧于天，则天必佑之。若使我之所为不合于礼，不由于道，有一毫得罪于天，天必将弃绝我矣!天必将弃绝我矣!”重言之者，欲使子路笃信乎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盖孔子道大德宏，不为己甚，故其待南子者如此。至于灵公问陈，则明日遂行。孔子岂屈己以徇人者哉!合而观之，可以知圣人之心矣!

原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今译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应是最高的标准了吧!而在民众中少见这一道德已经很久了。”

张居正讲评中，是无过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做德。至，是极至。鲜，是少。孔子说：“天下之事但有一毫太过，便可减损。有一毫不及，便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为德，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离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于太过，亦不偏于不及，而其理经久可行，乃是至精至粹，尽善尽美的道理，岂非极至而无以加者乎!然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当行。自古圣贤所以治世修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拘于气禀之偏，或安于习俗之敝，贤智的，则失之太过，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则终于不及，而不能黾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于世道之衰，故叹之如此。

原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先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今译子贡说：“假如有个君王广泛对民施恩泽，又能赈济大众，如何啊?可否称得上仁?”孔子说：“不但称得上仁，简直算得上是圣人啦!尧舜他们尚且还未能做到呢。”

张居正讲评博，是广施，是施恩于人。济众，是济度众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说不止如此。病，是心里不足的意思。子贡未得为仁之方，而徒志于高远，乃问于孔子说：“吾闻无所不爱之谓仁。如有人焉，广施恩惠于天下之民，能使万民之众，各得其所，而无有不济，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亦可以谓之仁矣乎?”孔子答说：“仁者之心无穷，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济众则岂止于仁而已。必是圣人全体仁道而造其极者，然后能之乎。然圣如尧、舜可谓至矣!而尧、舜之治天下，犹有下民其咨之叹，黎民阻饥之忧，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况他人乎!”夫圣人且以为难，而子以是求仁，失之远矣!

今译“至于说仁，那不过是自己想有作为，也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让别人飞黄腾达。”

张居正讲评立，是成立。达，是通达。孔子告子贡说：“汝以博施济众为仁。只为未识仁体故耳。夫所谓仁者，只是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看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己一般，疾痛痾痒，都有相关的意思。如自己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颠危，必思以扶持调护，使之同归于成立而后已。自己要通达，便不忍他人之穷困，必思以开导引掖，使之同归于通达而后已。”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气象，虽不必遍物而爱之，而本体己具，则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为仁，而非博施济众之谓也。

原文“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今译“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就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张居正讲评譬字，解做喻字，是比方较量的意思。方，是术。承上文说：“仁之本体，只是一个公心，则为仁者，亦不必求之于远矣!若能近取诸身，将自己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己欲立便知人之欲立与我一般，即推之以立人；自己欲达便知人之欲达与我一般，即推之以达人。这就是为仁的方法，所谓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者，不过如此。岂复有他术哉!”盖子贡之说，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愈难而愈远。孔子之论，只在心体上求仁，故其术至简而至易。况能知为仁之方，则虽尧、舜之所以为圣，亦不外此。盖尧舜之圣岂能遍物而爱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人君若能以安民为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则仁圣之事，一以贯之，而何尧舜之不可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