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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卷六（第3页）

张居正讲评党，是乡党。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窃盗。证，是证明。昔楚大夫叶公与孔子说道：“吾乡党之中，有直身而行，无所私曲的人。其父盗人之羊，而己为之子，乃从而证明其事。夫父子至亲，尚且不能隐，则其直可知矣。”孔子说：“我乡党中亦有直身而行者，与此不同。子有过也，而父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父有过也，而子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夫父子相隐，虽不得为直，然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迹虽枉而理则直，虽不求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证，则于天理、人情两有所乖，岂得为直哉!”此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为准。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今译樊迟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平时在家里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厚诚实。即使是到了落后的地方，也不可背弃。”

张居正讲评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见于外者。敬，是恭之主于中者。忠，是尽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弃，是舍去的意思。樊迟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告之说：“仁具于心，本体事而无所不在。故为仁之道，须随事而检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间，不是闲居，即是应事，不是应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为仁矣。故必静而居处，便要俨然恭庄，而不敢惰慢，则心存于居处之时矣。动而应事，便要肃然敬谨，而不敢怠忽，则心存于执事之时矣。以至与人相处，又要忠实而不敢欺诈，则心存于与人之时矣。然又不可少有间断，必须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无须臾之违。不但安常处顺之时为然，虽到那夷狄患难之中，居处也是这般样恭，执事也是这般样敬，与人也是这般样忠，确然固守而不可弃失。则此心无往不存，将至于全体不息，而浑然天理之周流矣，岂非为仁之道乎?”

原文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予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译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便可以叫做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这虽然是固执的小人，但还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觉得怎么样?”孔子说：“哎!都是器量狭小的人，他们怎么能排得上呢?”

张居正讲评耻，是羞耻。硅硿，是小石之坚确者。小人，是局量浅狭的人，非为恶之小人也。斗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说不足数。昔子贡问于孔子说：“民生有四，士为之首，士之名亦难称矣。必何如，然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节行乃立身之本，才略为用世之具。若于行己之间，以道义为大闲，凡非义之事，皆羞耻而不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于四方，则又能应对诸侯，随机达变，不至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为，而其才又足以有为，若此者，始可以谓之士也。”子贡又问说：“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备，亦有次于此而可以称为士者乎?”孔子说：“士固以才行相兼为贵，然与其行之不足，宁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亲，而宗族皆称其为孝；善事其长，而乡党皆称其为弟；此其才虽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为次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人之品类不同，一节非无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称为士者乎?”孔子说：“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与其失之放恣，宁可失之固执。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择理之是非而必期于信；所行者，不问其车之可否而必期于果，是乃识量浅狭，轻径然坚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虽无足观，而亦不害其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为又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今之从政而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叹息而鄙之说道：“此辈乃猥琐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无几，何足置之谈论哉!”此可见论士以才行为准，而取人以实行为先。苟有其行，则虽径硅之小人，尤为圣门之所不弃，不然，则市井无行之徒虽有小才，不可以称为士矣。有用人之责者，宜致辨于斯。

原文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今译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和狂者、狷者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洁身自好，不肯做坏事。”

张居正讲评中行，是资质既高，学力又到，无过不及，中道而行者。与，是传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进取，是进而取法乎上。有所不为，是不为非礼之事。孔子说：“道以中庸为至。若得那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传授之，固吾之所深愿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鲜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见之矣。然道不可终无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与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略于事，狷者孤介而违于俗，皆性禀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盖天下有一种谨厚的人，其行已检饬，而不见其过差，其处人和易，而动谐于流俗，恰似个中行的模样。然其识趣凡近，而无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鲜特立之操，这等的人，未可以进于道也。惟夫狂者，进而取法子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礼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缁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之托，庶几其有望乎?若夫谨厚拘挛之士，非吾之所愿与者矣。”按：孔子所谓中行，即《洪范》所谓平康正直。狂、狷，即《洪范》所谓高明沉潜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于狂狷，平康之世不可以常见，故不得不用刚柔以克治之。圣人之教人，与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原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今译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这句话说得真好啊!”《周易·恒卦》中有这样的话：“人不能长久地保存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遭受耻辱的。”孔子说：“这句话是说，没有恒心的人就用不着去占卜了。”

张居正讲评南人，是南国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祝鬼的人。医，是行医的人。承，是进。占，是占卜。孔子说：“南国之人，有常言说道：‘凡人之处己处人，皆当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无恒，处事则或作或辍，而有始无终；处人则一反一覆，而多变难测。这等的人，虽巫医贱役亦不可以为。”’盖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则诚意不足，而神必不享；医所以寄死生，不恒，则术业不精，而医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虽常言，实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独南人有此言，《易经》中《恒卦》九三爻辞也说道：“人而不恒其德，则内省多疚，而外侮将至，人皆得以羞辱进之矣。”孔子既引此辞，又说道：“《大易》之戒，明显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岂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见天下无难为之事，而人贵有专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则可以为圣贤；圣人久其道，则可以化天下。若以卤莽灭裂之心，而尝试漫为天下之事，是百为而百不成者也。

原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今译孔子说：“君子讲究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张居正讲评和，是以道相济，而心无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务为雷同。孔子说：“君子、小人，心术不同，故其处人亦异。君子之心公，其与人也，同寅协恭，而绝无乖戾之心。既不挟势以相倾，亦不争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虽与人和，而不与人同。事当持正，则执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挠，理有未当，则守圣贤之道，而不肯迁就。固未尝不问是非而雷同无别也。小人之心私，其与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怀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党，背道以顺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内实不和。势之所在，则挟势以相倾；利之所在，则争利以相害。固未尝一德一心，而和衷相与也。’’此可见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公则为和，私则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系。欲进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原文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张居正讲评子贡问于孔子说：“公道每出于众论。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为贤也。”子贡又问说：“正人多忤于流俗。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憎恶他，抑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不善人也，而皆恶此人，安知其非诡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循乎天理，今从而好之，是必喜其与己同也。不善者狃于私欲，今从而恶之，是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此可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论才者，尤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今译孔子说：“为君子办事很容易，但很难取得他的喜欢。不按正道讨他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但是，当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总是量才施用。为小人办事很难，但要取得他的喜欢很容易，不按正道去讨他喜欢，他还是喜欢的，但是等他使用人时，却是求全责备。”

张居正讲评事，是服事。说，是喜悦。器之，是随才器使。求备，是求全责备。孔子说：“君子之人，易于服事，却难取其喜悦，何也?盖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则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说之，如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为之说，是说之不亦难乎?恕，则用舍各适其宜，故虽持己方严，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随材任能，惟器是适，虽一才一艺者，皆得以进而效用于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若夫小人，则难于服事，而反易以取说，何也?盖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则好尚不以其正，惟谄谀之是甘、慢游之是好。人以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从之矣，是说之不亦易乎?刻，则用舍不适其宜，故虽易与亲狎，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责望无已，取必太深，不录其所长，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备而后已，其事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要之君子悦人之顺理，小人悦人之顺己；君子则爱惜人才，故人乐为之用，小人则轻弃人才，故正人日远而邪人日亲。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今译孔子说：“君子安静坦然而不傲慢无礼，小人傲慢无礼而不安静坦然。”

张居正讲评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样。骄，是矜高放肆的模样。孔子说：“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气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润身，是以内和而外平，心广而体胖。但见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尝矜己傲物，而或涉于骄乎?小人以才势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满，心高而气盛。但见其矜夸自足而已，何尝从容不迫，而有所谓泰乎?”盖泰若有似于骄，而有道之气象与逞欲者自殊；骄若有似于泰，而负势之气习，与循理者迥别。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观诸此而已矣。

原文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今译孔子说：“刚强、果敢、朴实、谨言，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

张居正讲评刚，是强劲。毅，是坚忍。木，是质朴。讷，是迟钝。孔子说：“仁为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资禀柔懦，而委靡者，不胜其物欲之私；文饰而口辨者，每蹈于外驰之失，其去仁也远矣。若夫刚者，强劲而不挠；毅者，坚忍而不馁；木者，质朴而无华；讷者，迟钝而不佞。这四样资质，虽未可便以为仁，而实与仁相近。何也?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欲之分数少，自然理之分数多矣。木讷，则不至于外驰。心不驰于外，自然能存于内矣，岂不与仁相近乎?有是质者，若能加以自强不息之学，则天理易于纯全，且将与仁为一矣，岂止于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质，而终不足以为仁，良可惜也。”

原文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侣偶，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侣偶，兄弟怡怡。”

今译子路问孔子：“怎样才可以称作士呢?”孔子说：“互相督促勉励，和睦共处，就可以称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和睦共处。”

张居正讲评切切，是情意恳到的意思。偬偶，是告戒详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悦的意思。昔子路问于孔子说：“士者，人之美称，然必何如而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士之质性，贵于中和。若于行己接人之时，或径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过于严厉而使人难亲，皆非所以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恳到，而竭诚以相与，偬偶焉告戒详勉，而尽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温和，而蔼然其可亲，斯则恩义兼笃，刚柔不偏，非涵养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谓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于所施，于处朋友，则当切切促偬以尽箴规之道；处兄弟，则当怡怡以敦天性之爱。盖朋友以义合者也，以义合者则可以善相责，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于贼恩之祸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则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于善柔之损耶?”此可见天下有一定之道，而无一定之用，虽知其道，而不善用之，尤为德之累也，兼体而时出之，斯善矣。

今译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就可以让他们去当兵作战了。”

张居正讲评即戎，是用之为兵。孔子说：“善人之道，笃实无伪。故其教民也，存之内者，皆实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发之外者，皆实政，而能使其纲纪之振举。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亲上之义；或教之以务农讲武之法，使之知攻杀击刺之方。积而至于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坚执锐，而从事于戎伍之间矣。”谓之亦可者，是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若夫圣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将无敌于天下，岂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于七年哉。

原文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今译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进行作战训练，这就叫抛弃他们。”

张居正讲评孔子说：“兵者，死地；战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则民不知尊君亲上之义、攻杀击刺之方。一旦驱之于战，适足以杀其躯而已，非弃其民而何?”此两章，总是见兵不可以不慎之意。盖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所以古之帝王，常于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讲武事，除戎器，以备不虞，盖为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