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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回 苏州府上官议巡察 周庄镇下民说逋赋（第4页）

“您刚才是去买盐？”见张父说到盐，坐在一旁的周忱问道，“你们这里的盐好买么？”

“不好买呢！”张父回答道，“本朝自开国以来，盐是专卖，我们周庄设有一家盐店。洪武年间，那是官卖，规规矩矩，随时都可买到盐。永乐初年那官盐不知怎么越来越难买了，有时好一段时间还买不到盐。永乐八年的时候，官府为了回收钱钞，实行户口食盐法，大口每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斤，纳钞半贯，此法一直实行到永乐末年，那时食盐好买，价钱也适中。可是宣德元年停了中钞之例，那盐就不好买了：价钱低的官盐少，难以买到；能买到的大多都是私盐，要多少有多少，不过价钱特高。官盐一斤只纳钞两贯，而私盐一斤则需纳钞六贯，甚至十贯。十贯是多少？按现行市场米价计算，每石五十贯钞，那一斤盐则需米二斗，这高的盐价谁吃得起？可是不吃盐又不行！这不，昨天我家的那头水牛被热死了，我刚才到市上去买盐回来腌肉，每斤盐就花了十贯！”

听说盐价这么高，周忱不解地问道：“怎么官盐没有，私盐倒要多少有多少呢？”

“恩公不是商人又不是本地人，这其中的道道你们就不明白了。”沈父插言道，“近几年盐场灶户贫困不堪，大量逃亡，盐课欠缴甚多，官盐自然就少了。小老儿有个表兄姓年，在松江府华亭县盐场，听他说近年华亭、上海二县的盐场制盐的灶户近一半逃亡了，二县逋欠盐课达到六十五万余引，您看这官盐不就少了么？”

听罢沈父这话，周忱又问道：“那私盐又如何应有尽有呢？”

沈父回答道：“我们沿海并不缺盐，官盐少并不等于盐少。那些没有逃亡的盐场灶户，反正盐课完不清，他们的盐索性一半交课，另一半欠着不交，却私下里卖给贩子，所以这私盐就到处泛滥了。”

听了沈父细说的缘由，周忱皱着眉头没有出声，杨溥说道：“看来这盐政的弊端也是不小。张老丈，您刚才说您的牛昨儿被热死了，这么贵重的牛怎么让它热死了呢？”

“咳，说起来真是心疼！”张父难过地回答道，“儿子他们在家的时候，牛是他们管着，每日喂草喝水都是儿子的事。自从他们走后，这些天牛只能我来管。昨儿小老儿到周里去有事，走时把牛拴在那片草地。不想我被事情拖累住了，天黑时才回来，老伴又不知情，没有及时收牛，等我回来赶到那片草地时，只见那条刚刚告轭的水牛，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活生生地热死了！”

听到这里，况钟接话道：“老人家，在家好好的，儿子媳妇为何要出外谋生呢？”

“在家哪里是好好的哟！”张父叹息了一声，迟疑着说道，“有些话当着官家还不能说，幸好你们几位大爷不是官府老爷，那我直说了吧。”

说罢，张父指着沈父说道：“实话告诉你们几位大爷，他的儿媳、孙子和我的儿媳、孙子都举家外逃了，他们一道同去的十几家都是这样，哪里是什么出外谋生哟！”

“举家外逃？”其实杨溥早已知道此事，但他不动声色，故作惊讶地问道，“有什么迫不得已的事情，逼着非逃不可么？”

“咳，这事说起来心就寒！”张父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赋税太重了，年年逋赋，欠税已经无法完尽，县衙里的公爷如狼似虎天天上门逼讨，牵猪拉牛，捉鸡抓鸭，还要抓人关押兑现放人，你们说这日子还怎么过，不逃亡行么？”

说到县衙的公爷如狼似虎逼租，坐在一旁的长洲知县封士利脸上火辣辣的如坐针毡。待张父说完，他不满地故意问道：“你说赋税太重了，你们家年年逋赋，那还有一部分人为什么不欠官府一两租粮呢？”

“谁不欠官府税粮？不欠赋税粮的都是种民田的富户！”旁边坐着的沈父气愤地插话道，“您这话是从官府听来的吧？官府的人就是这么说的！大爷，您可别听官府的人胡说，他们可是护着富家大户。您想，他们大富户种的都是自家的民田，每亩只交租粮三至五升，而我们穷家小户租种的都是官田，每亩要交租粮旧科是五斗至七斗，新科是七斗至一石，有的甚至是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我们种官田的租粮是种民田税粮的二十倍，他富家大户还能欠税粮么？”

听罢张父和沈父的此番言语，杨溥又有意问道：“不怕二位老丈笑话，我们这几个都只知读书，不懂经世之学，不知何谓官田，何谓民田，官田、民田科征额度何以如此悬殊，又分什么旧科、新科，二位老丈请说来听听如何？”

“只要几位大爷愿听，那小老儿就说说。”说罢，张父便把官田、民田的来历和官田租赋为何如此之重的缘由细细说了一遍。末了张父说道：“就是官田租赋税额也有差别。租种元代就有的官田按原有的征收标准征租称为旧额，一般五到七斗；租种洪武开国以后没收的张士诚及其功臣子弟的田地和抄没富家大户的田地这类官田叫作新科，一般七斗到一石；这其中还有一部分田是官府没收前由租户再转租他人的重租田，税额最重，高达一石二斗到一石五斗。您说官田的租税这么重，种官田的交租之后连活命的口粮都所剩无几，更别说有什么收益了，没有收益，还要欠赋，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谁还愿意在这里种田？不逃还有活路么？”

杨溥正要继续询问一些事情，只听那鲍寀按捺不住，开口向老丈问道：“你们说现在官田赋重，农户被迫逃亡，是逋赋的原因，我看未必如此。我且问你，同样是种官田，何以洪武年间不逋赋，永乐年间不逃亡呢？”

“大爷，这您就不知其中的缘由了。”张父笑道，“小老儿今年七十多了。这些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最为清楚。洪武年间虽说官田赋重，亩交一石，但完粮是在南京，路程不远，租粮加耗不多，我们完粮后还落得一半收成，大家虽有怨言，但还承受得了，谁想逃亡？永乐初年依洪武科则没什么变化。但是自从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我们的粮食要运到北京仓、通州仓去完粮，苏州去北京四千余里，虽说租粮每亩还是一石，但粮长的费用要加米，粮食沿途损耗要加耗，运输中过闸翻坝要加米，到了地方打点送情要加米，运粮夫沿途的吃喝要加米，这处处都要额外交米，一石租粮运到北京交出去，没有三石的加耗办不成。您说，我们种一亩官田，名义上说租粮还是一石，可是加耗三石，实际共要四石呢！”

话说到这儿，张父已经把官田赋重的事儿说得很透彻了，但是种官田到底有无收益的情况还没说清楚，杨溥忖了忖，问道：“那你们一亩田到底收得多少，一年有无收获呢？”

“说起来心酸！”张父回答道，“我们苏州百姓历朝历代都会种田，水稻产量历来是天下之冠，尽管如此，收成也还是有限。譬如水田，夏收一季麦子平年收个五六斗，丰年收个六七斗，歉年只能收个四五斗；秋收一季水稻，平年收个五六百斤，丰年收过六七百斤，歉年只能收个四五百斤。我们就按丰年算账吧，夏收麦粮七斗，秋收稻谷七百斤，碾成米充其量也就是二石四五斗，合计一年亩收不到三石二斗，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不留种子，也完不成租赋！还谈什么收获？这租赋能不逋欠么？”

说到这儿，忽听“啪”的一声，况钟击掌叹道：“人无利益，谁肯起早，难怪农户大量逃亡了！”

后来的那些天，杨溥同周忱、况钟和鲍寀继续到苏州府的其他县去查访，先后到常熟、昆山、嘉定、崇明四县走了一遭。到处所见民户逃亡、良田抛荒等情况都十分严重，杨溥越看心情越发沉重。不仅如此，所到之处还发现了一些新情况：常熟县县民反映，各郡使用驿马都是民户供应，按规定由乡里马头总负责，马匹一有损耗，马头便向民户横行摊派，收钱补买，百姓叫苦不迭；昆山县县民反映，海水上涨沦陷不少田土，土地都没了，但租赋仍在征收。据昆山县知县甘一伷拿出簿册查报，全县自永乐十二年以来，已有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余顷被海水淹没，至今十有余年，犹征其租，民无所出，屡诉不除；嘉定县县民反映，昆山、嘉定、崇明等县出产棉花，家家户户织布，朝廷规定以布抵租粮本来是好事，但征收太多，无法完成，只好年年逋赋，据嘉定县知县鲁月阶统计，朝廷向江浙征布八百匹，其中浙江十一府仅征一百匹，而南京的昆山、嘉定、崇明等县却高达七百匹，严重不均；崇明县县民反映，朝廷征布方法还极不妥当，规定疋重三斤抵租粮一石，而百姓交去的布往往以棉纱太粗而拒收，为什么不以布匹的长宽面积计征等等。特别是嘉定县知县鲁月阶说出了一个重要情况，去年也就是宣德五年九月，嘉定发生了一起仇杀粮长的事件，当地民户因愤恨粮长营私舞弊横征暴敛，聚众一百五十多人执火围屋，将粮长黄贞杀死，还劫走了黄贞全部财物。据鲁月阶说，他还知附近几个县去前年都发生过类似仇杀粮长的事件，如去年十一月长洲县粮长韦恕就因催征而被杀。

这些地方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本来就使杨溥心情越来越沉重，当听到各县都先后发生了仇杀粮长的事件时，杨溥内心更加不安了：再这样下去，那苏州百姓不会揭竿而起么？

看了苏州所属的几个县，反正到了海边，杨溥与周忱、鲍寀商量，索性就近把松江府视察一遍。于是杨溥让况钟先回苏州府，然后同周忱、鲍寀来到松江府，松江府知府赵豫接着，陪同杨溥等人把松江府所属的华亭、上海二县也查访了一遍。当地百姓除了说民户大量逃亡外，还说了个新情况：华亭、上海沿海盐场制盐的灶户也出现大量逃亡，据松江府知府赵豫讲，迄今为止，华亭、上海二县逋盐课达到六十三万引，灶丁逃亡已达二分之一，情况也是特别严重。一听这情况，杨溥心里暗忖了一下，盐一引是四百斤，欠六十三万引，那就是欠交国家二万五千二百万斤盐啊！以每人每月食盐一斤，计全国六千万人口，那可是四五个月的食盐，这是多大的事情！按现行官价一斤盐一贯钱钞算，那可是国家二万五千二百万贯的损失啊！看来这盐政也该治一治了！

看罢名册，杨溥、周忱尚未说话，那鲍寀愤然说道：“近九千户民户逃得只剩不到十分之一，这些地方官是怎么当的？尽是一群吃干饭的庸才！”

一听鲍寀辱骂地方官吏，身为江南巡抚的周忱不由一把无名火起。他瞥了鲍寀一眼，冷冷地对太仓卫指挥使司那个专管粮马的佥书狄孟春说道：“你们也真是糊涂，本来就不该把田土租赋定那么高，后来百姓逋赋逃亡，你们又不上报，弄得如今逃去了十有八九，我看你们如何交差！”

“大人容禀。”那佥书狄孟春一肚子委屈，诉道：“太仓卫本是洪武皇帝开国时所置，田土租赋征收标准是户部所定，哪里是我们定的？田土租税特重民户不堪重负，再加上江岸崩塌田亩未除，包荒摊纳民户更是苦不堪言，从永乐末年起就开始逃亡，近几年逃得特多，我们曾经多次将这些情况上报，要求官田依民田起科，除去江坍田亩，减去应科租额，但至今未有结果。”

听到这里，周忱沉着脸问道：“你们把这情况都报到哪里去了？”

那狄孟春回答道：“主要是向户部报告，也备案前军都督府、南直隶都督指挥使司和苏州府了。”

周忱冷冷地又问道：“按隶属关系，太仓卫税额该哪里答复？”

狄孟春回道：“该户部。”

周忱紧追着问道：“户部答复了么？”

狄孟春苦着脸说道：“石沉大海，至今未见回音。”

“真是一窝吃干饭的庸才！”周忱立即恨恨地骂了一句，“太仓城民户逃亡如此严重，他们是聋子是瞎子么？坐在京城讲干狠，无视下情，不管百姓死活，那不是害民误国么？”

杨溥一听周忱这话，知道周忱是在反击鲍寀。那边鲍寀听出周忱指桑骂槐，气得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嘴巴张了几张，似乎要回敬周忱。

“周大人、鲍大人，太仓卫的事今天就别讨论了。”杨溥见周、鲍二人会干起来，连忙抬手止住了他们，说道，“待我们把情况弄清楚了，再拿个方案请旨吧！”

杨溥又向掌印和佥书询问了一些官、民田租赋科则和海水沦陷、江岸坍塌等田亩损失情况。之后，告辞卫指挥使，同周忱、鲍寀弃舟登车回苏州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