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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义和团燎原山东 袁世凯署理巡抚（第2页）

袁世凯摆摆手道：“老王，那是两回事。你们经商的，我弄不懂。”

徐世昌笑道：“好了好了，准备入席，要不菜都凉了。再说，新娘子都等着行礼呢。”

袁世凯所上的奏折很快有了回音，徐世昌留营的事朝廷照准，但编修的资俸却必须扣除，不能尽如人意。袁世凯已经决定亲自带兵去山东，留军防守的事情交给徐世昌。购办运输车辆的答复是，要的钱太多，只给一半。事前已经留了余地，只给一半也能勉强应付，不足之数再雇用部分民车。讲求练兵的折子，军机大臣奉到的上谕是，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

虽然上谕对是否扩大武卫右军以及将来是否在各省推行西法练军只字不提，但袁世凯认为依然是一个莫大的机会。由小站上呈各种操法图说，就意味着小站的练兵操法有可能成为全国练兵的标准。将来各省练兵少不得向小站请援，那时候派出随营学堂的毕业生或哨官、兵头，小站新军的影响势将遍及全国。袁世凯立即召集徐世昌、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他认为，新军的训练，包括训和练两部分，训能固结兵心，练以精其技，不训不知忠义，不练不知战阵。他的想法是，要把小站练兵的章制、训条、禁令、训练、考核等内容都进行系统的梳理。好在平日都注意保存，分门别类，稍加整理就可成书；另一部分，对操练、演习等绘图说明，自成一部。大家深以为然。

徐世昌建议道：“可以编成两部书，一部暂名《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一部《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最后确定，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的统带都参与编纂，最后由徐世昌进行总纂定稿。至于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袁世凯意见是两个月内，冯国璋则认为，不如趁此机会，对新建陆军的训练经验进行总结，同时再系统参考一下各国兵书，扎扎实扎编成一套教材，将来随营学堂可直接搬用，这样总要半年才能完成。

袁世凯斟酌了一会儿道：“这样好是好，但时间太久恐怕也不合适。我看这样，三个月拿出呈递朝廷的书稿来。至于作为随营学堂的教材，当然内容可更丰富一些，时间放到半年后。”

眼看就要到山东去，袁世凯的意思是行军与编书两不误，各位统带搜集整理的材料随时送到小站，交由徐世昌编审。

等一切安排妥当，袁世凯带兵开拔的时候已是五月上旬。因为所购大车不足，运输较为麻烦，等他到达德州时已是六月初。此时，山东的义和团已闹得不可收拾。

义和团原叫义和拳，是山东、直隶、河南以及安徽一带民间秘密会社，一直是为官府所禁止。至于其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拳民大多会点武术（民间称为会打拳），通过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相信念咒喝符水后能够刀枪不入。山东自古出响马，民风彪悍，又加黄河连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这就为江湖人士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又加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对洋教传播更加难以忍受，民教纠纷不断，遂成一大乱源。一有民教冲突，官府为免洋人干涉，因此往往庇护教民。百姓觉得官府不能依靠，自然要寻找自己的保护方式，义和拳这样的江湖组织便成首选。

山东义和拳野火燎原，发展迅速，与毓贤关系极大。毓贤是汉军正黄旗，二十多年前就到山东做官。十年前当上了曹州知府，是个有名的清官；但更是有名的酷吏，任知府四年得了个“屠户”的外号。他当时对付义和拳十分残酷，惯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最令人发指的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置木笼十二架，每架木笼内壁布满铁钉，把人吊在木笼内，再在人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这样，人在笼内不能动弹，稍有动弹，皮肉就被刺得鲜血淋漓；当人踏到砖时，马上抽去一块，直至把人吊死为止。惨死在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都是以盗匪上报，实际十有七八是贫苦百姓。他以善治盗出名，成为朝廷眼中的能员，升道台，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去年当上布政使后，他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因为此时山东民教冲突已经防不胜防，而且杀教民、杀教士在民间被视为英雄。去年冠县的义和拳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毓贤从中发现了机会。像他这样虽不图利却逐官声的人，认为把江湖力量引到仇外上，是治理山东的一步妙棋，也是获得好官声的捷径。所以他向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建议，应当收编义和拳，“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

正被义和拳搞得焦头烂额的巡抚张汝梅认为此计甚妙，义和拳变为义和团，朝廷眼中的“拳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借纳入乡团之机对拳民进行约束，也许能够收到奇效。因此他采纳了毓贤的建议，一面下令各地办理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一面上奏朝廷，赞扬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可担巡抚之职。义和拳从前被剿，如今成了自卫身家的乡团，因此得以光明正大的发展壮大，到处打出神拳义和团的旗号，民教冲突也因之更加激烈。

张汝梅放任义和团的施政引起了德国、意大利、美国的不满，它们频频向清廷施压，清廷只好采取一贯做法，将张汝梅革职以应付各国，而继任者就是毓贤。毓贤一当上山东巡抚便公开支持义和团，在济南按察司街设厂广招拳众，并请“大师兄”做他抚标营的教头。他路过兖州的时候，义和团持械出迎，绵延数里，给足了面子。他十分高兴，不但赏下一千两银子，而且鼓励说：“你们好好练习神功，早晚要为国家大用。”随后他下令山东各地拳会一律改为民团，团建旗号，皆署毓字。他的巡抚衙门里住有义和团大师兄，竖起一面大旗，上写“扶清灭洋”大字。他很为自己的成就得意，又上奏朝廷，说国家艰难之际，民可用，团应抚。对在民教冲突中持平办理惩办了义和团的官员，他则立即撤职。

袁世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山东。刚到德州不久，他的大哥袁世敦陪同平原知县蒋楷前来拜访。

袁世敦是袁家长子，与袁世凯同父异母。他没有功名，捐了个盐大使虚衔。同是河南人的张汝梅出任山东巡抚后，袁世敦因岳丈门上与张汝梅是亲戚，因此调到山东，被保奏为候补知府，同时兼巡河工，统带负责黄河河工的河防营。

蒋楷是湖北荆门人，刚从莒州知州调任平原县。一到任就发现此地义和团势力实在太大，而且与茬平的朱红灯联系密切。朱红灯率义和团接连攻打教堂、抢劫教民、勒索富户，受其影响，平原的苗头也很不好。尤其是李庄的里长李长水年已七十，却雄心万丈，在李庄设坛组团，扬言要效法朱红灯攻打教堂。蒋楷闻讯，特向济南府呈请派兵备乱，袁世敦奉命前来。河防营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因此受蒋楷鼓动来找袁世凯，希望到时候能伸出援手。

袁世凯对大哥解释道：“大哥你可别怪我驳你的面子，武卫右军属荣中堂调遣，不奉帅令，何敢私自行动？就是毓巡抚也无调动之权。”

袁世敦张着嘴巴无话可说，更是无地自容。袁家五兄弟，袁世凯与袁世敦关系最差，当年他赴京捐官，向大哥借银子被一口回绝。不过，袁世凯并没打算让他老哥丢尽脸面，话锋一转道：“不过，大哥亲自来了，何况还有蒋邑尊的面子，我虽然不能出兵，但可以借你们几十条枪，用完再还回来就是。”

这个结果，不算好，但总算没有白跑。

袁世凯接下来又向蒋楷请教：“义和拳有人说是义团，有人说是匪类；毓抚台从前称之为匪，今日却褒之为义民，蒋邑尊是如何看法？”

“至于毓抚台为何如此态度大变，卑职实在不敢妄评。依我看，义和拳打的是扶清灭洋的旗号，行止却无异于匪类。袁大人请想，从前是打家劫舍的人，如何打了一面扶清灭洋的旗号就能转眼成了义团？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吃喝拉撒靠什么？除了抢还有他法吗？当然也有部分人家是献粮，可也是被逼无奈。何况有些人入伙，本来就是想趁机发财。”蒋楷是知无不言。

袁世凯又道：“我也听说义和拳也是捉盗匪的。遇有抢劫的案子，会中人必定抄贼巢穴，必得抓获盗贼才肯算完。而且除贼外不生事端，杀贼也没有冤枉的，专心仗义，以盗为仇；盗贼也慑服，稍有犯偷窃者为其所知，则会争相捕捉，也不接受谢礼，也有空着肚子办事的。窃贼要想宽免，则必须大张宴席，写立字据，永不再犯，才可以免死。据说，现在多有富户雇他们看家护院，就是巡防营、县署的局卡，也招募他们担任防卫。”

“卑职了解的也许有失全面。正如大人所说，有部分拳民的确能够如此。大人只要想一想，历朝历代的邪教和秘密会社，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以行善、行真、劝人忍让等吸引人，一旦成势，则会别有所图。尤其为首者，一呼百应，那种威势胜于官府，这是不少人乐于组团的原因。”

“我也听说他们有严格的禁条。”

袁世敦口中“唏”了一声道：“那都是糊弄人的，小胆的听，大胆的啥也敢干。”

“大人说得极是，他们的确有禁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如今又加了杀洋人、灭赃官。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近几年已成野火燎原之势，尤其泥沙俱下。何况将执法、杀人之权拱手相让，会是什么后果？两榜出身的进士、深受教化的官员执法尚不免冤狱载途，何况付之于草莽？”蒋楷滔滔不绝说了一段话。

“有道理，大有道理。”袁世凯连声道。

“最要命的还不在这里。本来洋人喜欢借教案启衅，贪婪无度，租地赔款，如今义和拳仇教杀洋，岂不是洋人要睡觉，我们递枕头？别的地方不说，我刚从莒州过来，去年沂州案起，结果除赔款外，日照、莒州、郯城中皆建教堂，且据我之咽喉之地。前年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所，连胶澳都被德人占去。如果朝廷能有把握不怕洋人欺凌，有把握战而胜之，倒也罢了。可是战而不胜，且无一战的决心，一发教案，就拿地方官开刀，却又放纵拳民闹教，这不是拿自己的右手打左手吗？卑职以为，目前情形，应当尽力协调民教冲突，而不是火上浇油。”

“邑尊以为，应当如何协调民教冲突？”袁世凯暗暗赞叹蒋楷颇有见识。

“持平办理。地方官审理案件，应当只问是非曲直，不问在不在教。不在教的，妄起事端，按律严办；在教的，以势欺民，也绝不宽贷。如果教士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特别不安分的教士可查照条约，列出证据，请上司照会领事官员驱逐；领事官员不能公平查办，则可请总理衙门，交该国使馆办理。”

袁世敦这时插话：“蒋邑尊所说，道理是好道理，可是一则地方官大都怕洋人，只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愿良民受屈。而且懂条约的又有几人？敢与洋人争论的又有几人？就是总理衙门还不是动不动就撤地方官的职？比如前任李巡抚，本来已经调任四川，巨野教案竟然也牵累他得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

“难就难在这里。”蒋楷也叹了口气。

袁世凯赞同道：“难虽难，但蒋邑尊所说却是正理。”

袁世敦转换了话题道：“现在是洋人有恃无恐，不怕事闹大。自打德国人在山东修铁路，洋人工程师四处乱窜，说是勘测线路，可是百姓说他们是在察我地形，准备进兵；还有传教士走街串巷，不是找打吗？教士挨了打，德国人就借机派兵，四处骚扰。”

袁世凯点头道：“大哥说的也有道理，洋人的行止也应当有所约束。”

不知不觉，已经说了快一个时辰，此时饭菜已备好，袁世凯请两人入座。下午两人回去的时候，袁世凯派军械局的委员带着四个护勇，把暂借的二十条枪和三百发子弹送到平原县衙。

如何处理民教冲突的问题，也是袁世凯进山东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这些年来，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起因正是民教冲突，本来是小纠纷，处理不当，事情闹大，列国趁机要挟，惩凶、赔银、新建教堂，几乎成了成例。到底该如何解决？他军中雇有八九个德国教习，时有教士到营中来看望他们。袁世凯趁机与他们闲聊，为的是兼听则明。

教士的说法又有不同，他们到中国来完全是为了传播福音。他们救助孤贫，收养流浪儿童，为生病的人免费治疗，遇有灾荒，他们都是慷慨捐银。直隶水灾时，教会捐银不下十万两。他们翻译书籍，把西方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测绘、机械制造、农作物栽培等科技陆续引入中国，不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憎恨他们。至于说教士欺压中国人，他们认为纯粹是颠倒黑白，试想几个传教士深入到中国人中，战战兢兢还怕惹来麻烦，何敢无事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