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半壁尽行互保,可见拳党不得人心。”胡景贵看完电报后问,“那你的意思怎样,是站在南边与他们亦步亦趋,还是站在北边支持义和团勤王?”
“我两边都站。江南十余督抚愿列衔名,可见人心思定,而且这也是保国护民的切实之策,当然赞成。”
胡景贵建议道:“此中风险极大。我建议咱们可仿效他们的办法,在山东与洋人推行互保,却不必在电报上列衔。”
与十余督抚列衔上奏,尤其是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样举足轻重的疆臣站到一起,袁世凯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扬名机会。但胡景贵的建议也有道理,行互保之实,而不急于向朝廷亮明自己的态度,便道:“好,我要给上海的英国领事发封电报,表示山东将与东南诸省一样中外互保,维持和平。同时再让唐少川、午楼与各国驻烟台、胶澳、威海的领事联络,签订互保协议。”
胡景贵又建议:“形势紧迫,瞬息万变,最好把洋人都送到烟台或威海或胶澳,避免有洋人伤亡,把洋兵引到山东来。”
“中,这样最保险。让各州县务必在三天内将洋人护送到通商口岸,鲁北、鲁西的可集中到济南,再乘轮船到烟台。其他地方,只能走陆路了。”
胡景贵有些疑惑道:“最近境内义和团受京津影响,又有复燃的苗头,朝廷又有这样的旨意,你说两边都站,我不明白你是如何打算?”
袁世凯诡异地一笑道:“朝廷的上谕再好不过,我得好好利用。上谕中说,让各省召集成团,以御外侮。那好啊,现在外侮在哪?在京津!京津官军正与洋兵大战,如果是义和团,那就到京津前线去;如果国难当头,却不肯到前线效命,必是假团,必是土匪冒充,本抚必当痛剿!”
胡景贵不得不佩服,袁世凯随机应变的能力实在无人可比,他这是要借上谕的名义痛剿义和团,便提醒道:“大人不能一味用剿,人皆有父母子女,或为人子女,脑袋掉了可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袁世凯对胡景贵的提醒不以为然:“我不剿义和团,我只剿不去御侮的假团。”
两天后,袁世凯下令给全省司道府县和驻军:
本部院风闻直隶保定、河间一带,有义和团聚会,多各自称能避枪炮,可御强敌。现在天津、津沽等处洋兵麇集,侵扰甚急。该拳民等应克日前往,奋勇助战,以践前言,决不致窜回山东省。倘若有畏葸不前,托词观望,分散流窜山东沿边一带,必是土匪冒充义和拳会之名,希图结党滋事,乘机抢掠。此辈为乱民,并非义民,应即刻查拿首领,严加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民。须知拳民、土匪本有区别。迅往天津前敌助战者,即是拳民义士;回窜内地滋扰者,即是土匪。盖当时局艰危,果然是义民,必有赴汤蹈火而唯恐落后者,怎肯扰害地方?其到处扰害地方,必是土匪无疑。万不能因其冒充拳民,遂从宽典。
袁世凯如今是按“召集成团,借御外侮”的上谕行事,所以只要有人打出义和团的旗号,一概强令到京津去与洋人作战“御侮”,如果不肯奉命,则毫不客气当土匪剿。因此不出十天,山东义和团基本偃旗息鼓。
这天,有位号称来自端王府的大师兄手持王命令箭非见袁世凯不可。袁世凯让胡景贵先去接见,摸清他的底细。一会儿胡景贵回来了,禀道:“端王派他持王命令箭前来,要在山东设坛。”
袁世凯一口回绝:“那不行,他要一设坛,义和拳非死灰复燃不可。”
“如今端王是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不让他设坛,怕是有违王命,端王行事霸道得很,得罪了他对你的前程……”
袁世凯当然很看重自己的前程,他口中“嗯嗯”应着,想了一会儿道:“有了,我不妨学一下李中堂。”
怎么学李中堂,他没说,只让人安排“升大堂”。
巡抚大堂很少用,只有众僚属“堂参”或遇有大案堂审时才“升大堂”。袁世凯升大堂不用衙役,而是用武卫军,洋枪加水火棍,十分别致。但这吓不住大师兄,他怀捧王命令箭,大模大样站在堂上道:“请大人接统率义和团王大臣端王令箭。”
“且慢,我要验下令箭真伪。”令箭呈上来,袁世凯把玩良久才说,“令箭果然不假。”
“大人接王命,端王口谕……”大师兄如释重负。
袁世凯摆手问道:“且慢且慢,你有王爷手令?”
“没有。令箭在此,何须手令?”
“可有兵部行文?”
“没有,王爷委派,何须兵部行文?”
“那么有军机处的札子也行。”
“也没有。”
闻言,袁世凯一拍桌子道:“好大的胆子,竟然偷窃王爷令箭招摇撞骗,推出辕门立即斩首。”
武卫右军天天练操,难得有杀人机会,袁世凯一声令下,早有六七个人拥上来,任大师兄跳脚大骂,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到辕门外当街枪毙。
袁世凯当堂写了一封信,说有人偷了王府令箭到山东招摇,已被当众正法,令箭璧还,然后派武巡捕老吕亲自送到京城。
胡景贵大悟道:“大人这分明是学丁宫保。”当年慈禧派宠监安德海到江南,在山东被丁宝桢当众斩首,借口就是没有内务府的“勘合”,是私自出京。
“甭管学谁,反正不能让他们在山东设坛。”
袁世凯又把武卫右军派出大部到直鲁边界,严令义和团不得进入山东境内。再加上他把洋人全部护送到了烟台、威海等地,因此没有再发生一起洋人被伤的事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美国人,都对袁世凯赞不绝口,认为他在山东施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是真心维持和平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在封疆大吏中,也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因为山东的地位陡然提高了。京津电报线已经完全被割断,朝廷下发上谕,必须驿递到济南,再由济南转电各省;而疆臣有所奏陈、驻外使臣有所奏报,必得发电至济南,再由袁世凯派驿卒驰递京师。因此山东几乎成了另一个行政枢纽,他也因之与各督抚建立起特殊关系。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他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署两广总督善联、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巡抚王之春、护理陕西巡抚端方联名上奏《时局危迫谨合词敬陈四事折》,一是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二是请明降谕旨,德国公使被杀,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与德主,以便别国排解;三是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四是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饬其相机力办。
这四条要求完全否定了朝廷的宣战上谕,全国督抚二十人,如今有十二人联名列衔,这在大清历史上绝无仅有。第二天,他们又联名上折,请保护使馆,并请宋庆派兵保护各国公使到天津;五天后,又再次联名上奏,还是要求保护使馆和在华洋人。慈禧看到十二督抚的联名陈奏,其震惊、悲凉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其实她已经有些后悔,所以在攻打使馆的同时,又密令荣禄给使馆送瓜果蔬菜,留一线谋和的希望。但此时,谋和已经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