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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居枢纽中外瞩目 顺时势东南互保（第4页）

自从宣战后，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就开始抢劫，因为二毛子、洋教堂和百货店已经被抢光了，所以他们专抢官员和富户，京城完全失控。天津的洋人军队不断增加，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与洋人血战，而义和团却乘此机会劫持了他的家人；他忧愤交加，身穿甲午战争中御赐的黄马褂，策马到前敌督战，结果被洋炮炸死在天津城南门外的八里台。聂士成一死，官军士气大挫，天津城被联军攻破。联军与教民**掳掠，大肆报复。宋庆、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及直隶总督裕禄所部退到城郊的北仓。联军兵力再次得到补充，总数达到四万余人，留一半防守天津，另派一万八千余人一路北上，连克北仓、杨村、河西务，官军及义和团一溃再溃。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帮办直隶军务、奉命统率义和团作战的钦差大臣李秉衡退守通州后自杀。

朝廷屡次急催袁世凯派军增援，但他不想拿鸡蛋碰石头，尤其是他的武卫右军是他的**，更不能派出去送死。后来实在推脱不过，他派武卫右军先锋队夏辛酉率三千人赴援，但走走停停，天津失陷后才赶到沧州；朝廷再令夏辛酉部与马玉昆会合，袁世凯以找不到马玉昆搪塞；直到联军逼近京城夏辛酉才向荣禄报到，与联军接触打了一仗，就随荣禄退到了保定。这支援军从济南赶到北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显然是有意拖延。不然，夏辛酉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贻误军机。

8月13日，联军开始进攻京城，此时防守京城的还有武卫中军大部、八旗驻防营、载漪统率的神机营、载澜统率的虎神营以及直隶练军，总数不下十万，而会神功的“义民”则不下二三十万，但他们却抵挡不住联军进攻。15日，联军攻入内城，无论官军还是义和团都闻风而溃，来不及出城的义和团遭到了联军疯狂的报复，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有一千七百余团民被杀戮。联军大掠三日，当时上自联军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公使及传教士，还有随联军进城的教民都参与了抢劫和屠杀。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三百万两，并纵火毁灭罪证。各衙门所存库款、财物都被劫掠一空。

在联军进攻京城的次日早晨，慈禧携光绪、大阿哥以及载漪、载澜等亲贵大臣换上百姓衣服，出宫经西直门逃往昌平，开始了“西狩”。因为实在太匆忙，既没带银两，更没有换洗衣服，而且百姓已经逃光，要找一口吃的也很难，平时御膳上百个菜的慈禧也只能喝凉水、啃生玉米。一直到了怀来，才遇到第一位前来接驾的官员——曾入李鸿章幕府的曾国藩孙女婿、怀来知县吴永。吴永千方百计准备的食物被溃兵抢光，只勉强护住了一锅小米粥。慈禧等人用高粱秆做筷子，顾不得体面，狼吞虎咽得以饱餐。吴永又将自己家眷的衣服献给太后及跟随的妃嫔，慈禧才得以换下已经馊臭难闻的衣服。

袁世凯得到两宫西行的消息已经是数天后。向山西打听消息最方便，但山西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电报线全部破坏。他只能舍近求远，发电报给陕西巡抚端方，得到消息说两宫已经进入山西境内，三两天预计可到太原。袁世凯料到两宫路上一定十分狼狈，立即下令从布政使、盐运使等各衙门库中凑集现银十万两，并截存安徽、江苏解京饷银十六万两，一并派人送往山西。另外时近中秋，山东的例行贡品包括香橼、佛手、恩面、凤尾菜及羊皮等，每年于八月初送进京中。但因为战争原因，派出的专差又折回德州。香橼、佛手等如果再送到山西，必定全部烂掉。袁世凯考虑到天气很快转寒，山、陕地方穷困，设法采购了绸缎一百六十匹，派专差解送到行在。他把胡景贵叫到签押房道：“月舫，有一个差使辛苦异常，不知你是否愿意走一趟？”

胡景贵问：“什么差使，大人吩咐就是。”

“哪谈得到吩咐，是送银物去行在的差使。解银和送贡礼都已有专差，但我对他们不放心，总得把咱们的一番心意表达清楚。另一个原因，则是让你能够见到两宫，将来有机会我上荐折，也好铺陈一笔。”

这趟差使辛苦不说，还有性命之虞，因为路上一则有义和团，二则有联军士兵，押解银钱贡物最容易“劫纲”。但正如袁世凯所说，这是一个讨好太后的难得机会，胡景贵不能不领情：“大人如此用心，我没有推托的理由。我收拾一下，大人说什么时候起程？”

袁世凯着人起草了两份奏折，奏明派员贲饷及进贡绸缎的情况，以六百里加急送往行在，而胡景贵则随后出发，一路西去。随后袁世凯又续拨藩库银四万两，东海关京粮银三万两，粮道库边粮银三万两，共计十万，再次派员解往行在；同时又采购时鲜果品四十桶，一并解往。山东的饷银和贡品可称得上是雪中送炭，慈禧十分感动，接见胡景贵时道：“这一路上吃的苦，可真是没法说。如今各省的饷银都没有到，山东的首先送来，真是救了急，尤其是绸缎更是得用。听说他还赶办了一批水果，正在路上，难得他如此用心。”

胡景贵回奏道：“山东抚臣袁世凯，每念及两宫蒙难，夙夜难眠，虑及行在万众扈从，度支浩繁，因此派臣专差解送以救急。袁世凯对臣说，国难时期，不比寻常，不能拘于常年山东协饷多少，应当设法筹款，源源接济。”

慈禧连连点头，就是恨透了袁世凯的光绪也不能不受感动。

慈禧记性极好，问道：“胡景贵，当年你好像参过袁世凯，看样子你们两个处得好像还不错。”

胡景贵闻言尴尬了一下便回道：“臣公私分明，袁世凯也是深明大义之臣，臣与袁世凯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并不影响公事公办。”

慈禧赞许道：“这就好。你回去告诉袁世凯，山东的防务十分重要，让他严密布置，力顾全局为要，尤其不要让德国人得了空子。皇上已经下旨，此次案起，实由义和团肇祸，非痛剿不可。山东一直严禁拳乱，功不可没，告诉袁世凯，若有京津拳匪溃入山东，或者山东再有义和团复起，绝不姑息。李鸿章已经奉旨进京议和，不久当有结果，此时尤不准拳匪再生事端，有碍和议。”

袁世凯已接到痛剿义和团的上谕，山东的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原来，联军占领北京后，以追剿义和团为名四处派兵烧杀抢掠，但一到山东边界便不再进兵，因为联军元帅瓦德西有令，山东保护洋人，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尊重，不许联军踏进半步。山东边界百姓纷纷在墙上用白石灰写上“山东界”以求平安，直隶的一些村庄也纷纷效法，以至于所谓山东界深入直隶数十里。山东的百姓也大都改变了对袁世凯的评价，认为幸亏袁巡抚头脑清楚。

这样一来，山东就成了义和团逃生的好地方，边界上扎红头巾的义和团络绎不绝，境内又有多处呼应，揭竿而起，打出义和团的旗号。袁世凯发布了新的《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布告说义和团是拳匪，是祸根，如不解散，格杀勿论，除恶务尽。他派武卫右军的张勋、曹锟、倪嗣冲、雷震春等人率军到各州县兜剿。炮队管带雷震春驻扎在齐东，这里有一个七百多户的大村庄，大都参加了义和团，筑有坚固的堡寨，还备有快枪，官军无可奈何。雷震春专程跑到济南请示袁世凯，袁世凯对他大声道：“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假如一再姑容，何日才能肃清？你带队前往，如果拒不解散，再敢抗拒，你立即开炮轰洗，造孽归袁某一人，有什么责任由我担着。”

随着义和团被朝廷明令剿除，当初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开始受到清算。封疆大吏中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放任义和团，杀教民、毁电线，首先被革职。慈禧首先想到的是署山东布政使胡景贵，希望他能把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带到山西，尽快恢复秩序，因此下旨胡景贵署理山西巡抚，即刻赴任。但在赴任途中，胡景贵得到儿子因袒护义和团被联军杀害的消息，他万念俱灰，投井自尽。朝廷于是改派湖南布政使、蒙古镶蓝旗人锡良巡抚山西。

此时北方已经很冷，而京中相当多的官员因为被再三洗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山东籍的京官纷纷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把幕僚们召集起来说明道：“京中的情形糟得很，先是拳匪杀教民，联军入城后，教民又助纣为虐，报复百姓。官员也不例外，先是被官军洗劫，然后又遭联军劫掠，好多人家已经是家徒四壁。井中全是死尸，井水不能饮用，又缺衣少粮，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山东籍的官员咱们责无旁贷，皇亲贵胄也急需接济，他们是养尊处优惯了，想来真是可怜。”

袁世凯的办法是，各州县捐粮捐米捐冬衣，他又将武卫右军库存的棉军服留少部分备用外，全数拨解入京，交由与洋人谈判的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分发亲贵宗室。李鸿章大发感慨道：“此次巨祸，幽蓟云扰，唯齐鲁风澄，皆袁世凯之功。如今天下二十余督抚，唯有山东率先救济京师，素顾大局，可见一斑。”李鸿章又与奕劻致电各省，效法山东，接济各省在京官员。袁世凯此举大获好评，平日那些对他不以为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与洋人的谈判并不顺利，因为各国要求惩办祸首，而慈禧则一方面希望自己不列入祸首名单，另一方面又希望亲贵大臣能够保住命。但洋人不肯让步，最后结果是慈禧免于列入祸首，新年一过，庄亲王载勋赐自尽于蒲州；流放新疆的毓贤正法于兰州途中；英年、赵舒翘自尽；启秀、徐承煜（大学士徐桐之子）被杀，刚毅于数月前病死于途中，但仍然判赐死；载漪、溥儁由于身份特殊，总算保住性命，但一年后仍被判流新疆。除此以外，各省凡是袒护义和团的官员，不少人被革职、查办。

慈禧痛定思痛，不得不对近年来的作为作一番检讨。自己信任的守旧大臣眼界闭塞、盲目自大，连刀枪不入的可笑伎俩竟然也奉为救国良策，以致杀人放火抢劫皆以爱国的名义大行其道。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那一套走不通！如今列国都呼吁大清革故鼎新，她也不得不走到维新变革的路子上来。

慈禧当然不会像光绪那样妄想三两年大清就富强自立于列国之间。年后，成立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这个督办政务处不仅有朝廷重臣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王文韶、昆冈、户部尚书鹿传霖，也有封疆经验丰富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

朝廷改弦更法，袁世凯十分支持。当年他告密，其实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康梁式的变法。何况如今他已经跨入疆吏的行列，当然要展示自己参与朝廷大政的能力。他是个极善把握时机的人，与幕僚们三番五次讨论，总结了戊戌变法及近年来的教训，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公元1901年4月25日）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奏折首先谈办理新政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急于求成，“现或苦于人才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锢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

袁世凯提了十条建议，一是“慎号令”。这其实是针对光绪变法时一天连颁数道上谕的教训而言，他认为，号令者，国之大权，“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讦，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二是“教官吏”。他建议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精选官员入院学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西政西史。各行省也要设立课吏馆，令候补人员入馆学习吏治、时务、交涉等项。对入学者严加考核，量才使用。三是“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洵刻不容缓矣。拟请饬将京师本有之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接下来又建议“增实科”，即改革科举制度，拿出百分之二十的名额，专设实学一科，让那些精通外语、善于办洋务的人获得正途出身；五是“开民智”，建议各省一律官办报纸，发行至穷乡僻壤，用以启发民智，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六是“重游历”，建议“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借以观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同时鼓励各衙门人员到外洋游学；七是“定使例”，对外交人员加强培训和管理；八是“辨名实”，就是提高官员俸禄以养廉，同时加强厘税管理，以杜绝贪腐；九是“裕度支”，也就是广开财源，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利国利民者，官方皆提倡保护。最后一条是“修武备”，虽然放在最后，但袁世凯用心颇多。他建议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资材。并建议朝廷简派知兵大员，详定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并分调各省军营弁目，遴派大员，督率训练。其实只要一用心，就知道袁世凯想借此进一步扩大他武卫军的影响力。因为如今能督率训练的，当然是他的武卫右军将官为佳！

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忧时之士，感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废，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

袁世凯的复奏递到行在，又在慈禧面前讨了个好彩头。原来，慈禧当年不惜发动政变，反对变法，如今偏居一隅，发这样一个上谕，到底是真心还是应付列强？封疆大吏摸不准太后的真实心思，都不敢贸然复奏。眼看已经两月又十天，却没有出现热议新政的局面，实在令慈禧有些尴尬，所以袁世凯的复奏，可谓正当其时。

袁世凯不仅第一个率先复奏，他还决定山东要在新政上先行一步。应当举办的新政颇多，但他认为最急需而又易见成效的就是兴办学堂。他召集幕僚们商议，唐绍仪已经出任山东洋务局总办，他及手下的几个会办是必不可缺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周学熙，是周馥的四儿子。他十六岁即考上秀才，但后来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卷进了一场科举舞弊案。朝廷彻查，核对考卷，最后查实了三人，周学熙有惊无险，但由此对官场生畏。后来捐了个直隶候补道，三年前出任了开平煤矿的会办。能得此优差，除了他本人能干外，主要是与主政开平煤矿的张翼有姻亲关系——周学熙的七弟娶了张翼的女儿作为继室。如今京津义和团闹得鸡犬不宁，周学熙随唐绍仪一起投奔袁世凯，被安排到洋务局。他对外国的教育颇有了解，对举办新式教育也多有所献议。

外国教育的惯例是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袁世凯与众人连番商讨，大约有了个设想。他的计划是小学由州县办，中学由府里办，而大学则在省城先办一所。但如果等州府的中学办出眉目，学生再升入大学，则势必要等上若干年，袁世凯如何等得及？所以他主张在济南办一所从小学到大学一贯制的学校。学生大致设四级，第一级为蒙养学堂，挑选七岁至十四岁的幼童入学，学习八年，专读经史，并授以简易的天文、地舆、算术知识。毕业后选入第二级“备斋”，除温习经史外，再学习浅近政治，大约相当于州县的小学。备斋毕业后入第三级“正斋”，学时四年，分科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等十门，大约相当于各府的中学。正斋毕业后升入第四级“专斋”，相当于国外的大学，学习二至四年，所学内容将来慢慢规划。至于经费，暂定六万两，将来山东财赋宽裕，随时补充。

袁世凯托付道：“缉之，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把山东大学堂看得很重，你可不要把自己当个教书先生不以为意。重任在肩，山东新政全由你来开篇呢。”

周学熙回道：“大人放心好了，办新式学堂也是我的夙愿，定然全力以赴，不负所托。”

兴矿业、办金融、整财税，袁世凯还有好些计划想展开，但他的母亲刘氏却于节骨眼上去世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和嗣母牛氏一直生活在乡下，去年嗣母去世后，他才将生母接到济南。但义和团闹得厉害，各种流言传入老太太耳中，老太太以为儿子杀伐太重，日日念阿弥陀佛，但心病难去，积郁成疾，又加冬天受了风寒，病情加重，四月二十九日于济南病逝。

袁世凯立即交代政务，上奏朝廷。山东官员都不愿袁世凯离开，司道官员和地方绅士纷纷上折或给在京主持和议的李鸿章写信，请求朝廷夺情。当时电报已经修复，袁世凯和官员的奏请很快便到了西安。慈禧见袁世凯在山东深得民心，感慨不已。此时和议商未签字，山东位置特殊，当然不能放袁世凯回籍。因此事隔一天，便下旨“夺情”：

袁世凯现丁降服忧，理应守制，唯山东伏莽尚多，交涉尤关紧要，袁世凯抚东以来，办理均臻妥协，正赖该抚通筹全局，以济时艰。著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用副委任。山东巡抚著胡廷干暂行护理，遇有要事，仍著商同袁世凯，妥为筹办。钦此。

袁世凯再奏请扶棺回籍营葬，朝廷还是不准，要他移孝作忠，待大局初定也就是和约签订后再回籍营葬。上谕评价袁世凯生母“教义有方”，又派官员代表太后赐祭。一个任职仅一年多的巡抚得如此殊荣，可见朝廷的倚重和赏识。而山东官员百姓对袁世凯的攀留，更可见他在山东民声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