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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袁项城集权在手 日本人欲亡中国（第2页）

他对民国建立二年以来的政治，提出严厉批评：“两年以来，理论多而实行少，故虽共和肇造，然危机重重。就内政言之，纪纲法度茫然无存，甚至礼义廉耻亦皆放弃，人伦道德废而不讲。”对国民党挂在嘴上的平等、自由也大加斥责，“今之人动辄讲平等，岂知外国人所谓平等者，人格之平等，法律之平等也，并非部长可与书记平等，师长可与士兵平等，校长可与学生平等。破坏之徒，借平等名义，以图构乱，种种犯上作乱之事，皆以平等之名行之。若辈又有几个是真想讲平等？今人又动辄讲自由，岂知外人所谓自由者，乃法律中之自由，并非法律之外悉可自由。今年孙黄发动暴乱，多省宣布独立，如果未能及时扑灭，必至沦为土匪之国，则外人安有不瓜分之理？瓜分之后，国人皆为亡国奴，还奢谈什么自由、平等？”

他对民主也有自己的解释：“改革之后，民主政体虽已告成，试问人民之疾苦、利害，又有几人真正关心？甚至倡言民主之人，所行不过是残害生民之举。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前例俱在，天下有此民主乎？今日多数良民之意，大都在于安居乐业，而主持民主之人，却与人民心愿相悖而行，何谈民主？孙黄发动暴乱，而全国商民群起而反对，全国二十余省商会，仅有九江一商会答应附逆，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袁世凯又对共和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共和，在结大众之团体，谋大众之幸福。乃以主张共和政体之人，往往不守法律，奢谈共和精神之人，往往阴谋分裂。而不明政理者，盲目从之，托名为共和政治，实成为暴民专制。”

接下来他大谈暴民思想的危害，认为这是致乱之源，肇祸之根，足以亡国。“苟无国，安有家。苟无家，安有身。万一国家倾覆，瓜分实行，则自身及子孙，皆为奴隶、牛马。我不愿自己，也不愿子孙，更不愿四万万同胞陷于奴隶、牛马之惨劫也。尤愿诸君咸抱此宗旨，共筹办法。当此国事孔艰，不能不亟筹匡救。从古至今，断无人民不安而可以立国者。若坐视疾苦，袖手旁观，揆诸良心，何以自安？现在总以救国救民为本位，牺牲精力固不待言，就是名誉亦可牺牲之。愿大众同此意见，专以救国救民为前提，毁誉是非，千百年后自有定论，此时悠悠之口，何关轻重！”

国民党搞二次革命，也是被逼无奈，但无论怎么说，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叛乱国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袁世凯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这些向来主张改良的政治会议议员听来，颇能引起共鸣，以致认为袁世凯是一心为国家，这样的总统为什么不支持？

袁世凯不敢说辛亥革命是错的，但他认为太过于急切，违背了人民的习惯和接受程度，“居今之世，政治进行，不能再缓。但人民程度习惯，各有不齐。犹春之不能骤冬，日之不能骤夕。余穷原政治之事，毋违背人民之习惯程度。苟与习惯程度不合，虽更定法度，条理秩然，亦断无实行之望，即便良法美意，结果却足以扰民。故必按照习惯程度，徐导之于文明之域，循序渐进，庶有实效。若师人所长而冒昧行之，必致整机败坏。若谓中国旧制毫无可采之处，亦不尽然。从前典章法度，非仅一朝之计，每经大圣大贤之教，泽被历代。故目下之目的，虽在于维新，而数千年来固有之法意，传统之文化，是祖宗智慧的积累，亦不能一笔抹杀。若专恃新法律、新学理，未见其能行也。此后行政事项，诸君务必谨慎斟酌，妥善共筹一适当不易之法，不至于徒托空言。”

接下来，对国会及省议会大加批评：“现在各省自治机关，多溢出法律之外，正绅不与公事，徒任少数莠徒逞其权利思想，以剥削地方官之权。地方官无权，将何以保障人民？势必至强者凌弱，众者欺寡，终成纷乱之局。地方官既受议会之种种束缚，纵有良策，无从展布。即如从前参议院，乃立法机关，而议成之法甚少，政府偶有设施，即以违法相诟病。国会成立，其中不乏贤达之士，然陷于党争，难出公心，每遇重大之案，竟难完全通过。立法机关譬如绘图之人，政府机关如工作之人，工人自行建筑，绘图者必责违法，而待绘图者给出图样，却又遥遥无期。当此建设时代，坐误岁月，一任破屋飘摇于风雨之中，岂有立足之地。”

最后，袁世凯的话题转到《临时约法》，他认为《临时约法》完全是因人设法，当初孙中山当总统，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权力很大；而当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制定的《临时约法》又改为议会内阁制，一切大权都归于参议院，总统同时还受制于内阁。“《约法》因人而立，多方束缚，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无所展布，以遂野心家之阴谋，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致人民重受苦痛。现在救国之计，尤须强有力之政府，若全国等于散沙，则法令亦无效力。愿此次政治会议，引导人民进共和轨道。”

政治会议一散，蔡锷就到梁启超处深谈，他开门见山道：“项城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善政府。”

梁启超点头道：“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从帝制到共和哪能一夕实现？所以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把外国人的制度完全照搬过来。这一点我还是完全赞同的。”

“项城的意思，我看一是解散国会，二是要修改宪法，增强大总统的权力，这两条我无一不支持。总统当国家行政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如果因少数人的党见，减消其行使政策之权，恐怕将一事不能为，必陷国家于不振。考察中国数千年历史，再看日本崛起的经验，中国要致富强，必须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之政府，而最关键的，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学生以为，遍观中国，项城实为近代伟人，宏才远略，无出其右者。所以学生的意思，愿意拥护大总统，一心一意搞建设。”

梁启超回道：“增强大总统的权力，我无意见，但解散国会，进步党人大都反对。解散国会，政党政治也就无从谈起，靠政党政治纳项城于政治轨道的计划也就落空。听项城今天的意思，是非要解散国会不可。黎宋卿这次进京，参加政治会议，大家抱着很大期望，希望他能够支持保留国会。可是他来了个三不谈，不谈国会问题，不谈内阁问题，不谈政党问题。”

“黎宋卿最善看风使舵，如今北洋实力如日中天，他怎么会反对项城？”

“国会葬送，国民党难辞其咎。本来民主共和、政党政治的框架已经搭起，如果他们肯稍作让步，《临时约法》不那么过分，项城便不会对《临时约法》怀着那么大的恶感；最可恨的是他们明明没有实力，却要以军事手段来倒袁，结果是送给项城名正言顺夺取国民党地盘、解散国民党的借口。如果没有如此愚蠢之举，项城对南方数省有所顾忌，对国会力量有所敬畏，不难让他逐渐步入正轨。如今没有任何力量可撼动北洋，国会岂不只有解散一途？更令人担心的是，从此开了动辄军事讨伐的恶例，中国从此永无宁日！好在项城对实业救国颇有措施，张季直总长的振兴计划都得到支持，但愿项城能够持此立场不变，则中国富强尚有希望。”

解散国会的责任袁世凯不愿负，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由黎元洪为首，二十二省地方长官，共三十九人联衔通电提出救国大计案，一是要求遣散议员，二是要求修改约法。袁世凯将这两项提案交给政治会议讨论。政治会议迎合袁世凯，讨论的结果，一是解散国会，国会议员每人给六百元遣散费，限期回籍；二是成立约法会议机构，专门负责增修约法。

进了腊月，国会正式解散，议员遣散回籍，进步党召开议员送别会，会场气氛极为凄凉。梁启超前往发表演说，认为国会之失败在于国民党之暴乱，同时进步党党员训练未善，致人民反对亦咎无可辞。结果遭到议员一致抗议，群起而批驳，梁启超面对咄咄逼人的诘问，难以回答，十分尴尬，进步党精神领袖的地位也由此完全跌落。

国会解散，袁世凯决定对内阁动手，他多次对熊希龄抱怨道：“现在总统、总理、总长，都是总，真不知道谁说了算。”

根据约法，大总统的命令需要内阁总理和相关总长附署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如果内阁不赞同总统的意见，便可通过拒绝附署而予以否决。袁世凯当然不愿内阁如此牵制总统，解散内阁、取消内阁的意思已经颇为人知。

进步党人王荣宝出任比利时公使，临行前向袁世凯辞行道：“听说有人劝行总统制，取消内阁。大总统请勿听此浮言，不可实行大总统制。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总统便当责任之冲，对总统实在不利。”

袁世凯很明确地拒绝道：“不然，从前行内阁制，按说内阁应当替大总统承担责任，但这两年间，只闻有讨袁，而不闻有讨陆讨段之说。可见，就算是内阁制，大总统还是要承担责任。”

袁世凯令梁士诒再去找熊希龄，探听他对解散内阁的看法，熊希龄闻言十分愕然：“此事关系国家体制，我不敢妄言。”

袁世凯故伎重演，十几个亲信都督、民政长发表通电，提议解散内阁，实行总统制。江苏都督冯国璋通电道：“中国制度，应于世界上总统总理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解散国会则取法，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安徽都督倪嗣冲则道：“项城袁公，绝世之才，中外具瞻，天人合应，允宜撤销内阁，纵其展舒。若实行内阁制，俾元首退处无权，何异困蛟龙于沟壑，击麟凤以钳铁。”

此时，京中报刊忽然登出避暑行宫失宝案，掀起了轩然大波，内务部警察厅也频繁找熊希龄“核实情况”。熊希龄明白这是袁世凯搞的鬼，目的就是逼他辞职。于是他上书袁大总统，说自己身体不好，心慌头晕，无力任总理一职。梁启超、汪大燮等进步党阁员也上书请辞，袁世凯立即批准了他们的辞呈，派心腹孙宝琦代理总理。不过他还需要进步党的支持，因此立即任命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梁启超为制币局总裁，都是“实惠”的官缺。

一过了正月十五，约法会议议员就陆续到京，两天后正式开幕，着手增修约法。约法会议人员六十人，其中二十二行省每省二人共四十四人，蒙、藏、青海八人，京畿地区选四人，全国总商会选四人。议员基本是指名选举，因此十分平静，绝无当初选国会议员那样吆三喝四、沸反盈天。当然，这些人与政治会议议员一样，多是持改良主张者，绝少激进革命派，其中不乏袁世凯的亲信。比如梁士诒作为广东代表，严复作为福建代表，夏寿田是湖南代表。议长是国民党籍的孙毓筠，这是袁世凯特地挑选的，目的是向世人表明，增修约法并非北洋的私意，更非袁世凯的私心。

孙毓筠是个颇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是秀才出身，对新政十分热心，在老家寿州兴办新式学堂，不被当局所容，举家到日本避难，捐尽家产，追随孙中山先生，偕同妻子及两个儿子全家加入同盟会。后来又放弃同盟会庶务主席这一仅次于总理的职位，回国策划暗杀两江总督，事机泄露，被囚禁五年。在狱中，他咏歌诵禅，神色自若，为人所钦佩。辛亥革命后出狱，被孙中山亲任为安徽都督。但不出半年就被袁世凯收买，到北京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月薪三千元，除了吸鸦片就是买古瓷、书画，从前的英雄气消磨殆尽，对袁世凯已经是唯命是从。

在孙毓筠的主持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华民国约法》制定了出来，5月1日正式公布。袁世凯如愿以偿，他所深恨的《临时约法》中的民主共和思想几乎是完全抛弃。比如《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临时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国家统治权，新约法改为总统总揽统治权，采取总统制，不置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置国务卿一人襄助总统；取消参议院、众议院，人民选举议员组成立法院，行使立法权，立法院正式成立前，建立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大总统有解散立法院权力；大总统有宣战、媾和权力，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海陆军……而人民的权利，虽然保留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以及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都加了限制。而立法权控制在总统手中，实际上大总统也就随时有权剥夺这些人民权利。

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世凯下令改革中央官制，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自己的老亲信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为左右丞。政事堂直接对总统负责，再也不是当初能牵制总统的内阁。政事堂下设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五个局及一个参事室，一个事务所。机要局最为关键，由自己当年的亲信幕僚张一出任局长。各部总长也都是自己的亲信，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梁敦彦，司法章宗祥，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九个总长中，除汤化龙、张謇是进步党外，其他人都是自己的老班底，而且张謇也是自己的老相识，汤化龙虽然是辛亥后才有交往，但也已经“袁化”了。

总统府秘书厅改为内史监，旧官衙味十足。原来的副秘书长、老亲信阮忠枢出任内史长。原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则出任税务总督办，这一职务显然无法与参与机密的内史长相比。新老亲信的更替，颇耐人寻味。

阮忠枢是袁世凯的老文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的所有奏折和重要公事几乎都出自他手。老阮有才，但也有吸鸦片、嫖妓等嗜好，有时难免误事。而且此人十分聪明，久为袁世凯倚重。等袁世凯辛亥复出后，已经是民国共和那一套，公文程式为之大变，老阮的老文笔派不上用场，因此一直赋闲。如今老阮复掌文案，肯在官场上用心的人颇有领悟，认为这是袁世凯有心复辟的先声。

而梁士诒恰恰相反。他当年本是朝廷举办经济特科时的“探花”，因姓梁而被守旧官僚攻击为梁启超、康有为的同党，不但未被重用，还差一点招祸，是袁世凯把他挖到北洋，从此发达。他从铁路入手，掌握了交通系，在巨额铁路借款中拿回佣成为巨富，又长袖善舞，善于理财，被人称为“梁财神”，为袁世凯所倚重。尤其是借助广东人的身份，帮袁世凯与革命党打交道、谋取临时大总统。而且民主共和那一套，他也颇有心得，当上总统府秘书长后，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有人晋谒袁世凯，禀商事件，袁世凯常说问梁秘书长去！梁士诒也是事无巨细，皆视情处理，以至于被人称为“二总统”。

得“二总统”的外号并非好事，可以解读为深受总统信任，亦可理解为功高震主。袁世凯的幕僚渐显派系之争，尤其以杨士琦为首的皖系与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争斗最激烈。善耍阴谋的杨士琦便拿“二总统”的名头大做文章。《字林西报》曾发表一篇评论说，“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因为袁总统；而将来所以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圆满，不喜大言高论，但求著著踏实，步步为营，及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功。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具有最高之信用……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国，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误，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柄者，必在财权。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才者。”

《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读者为在华外交、洋商及传教士，经常发表评论中国内政的文章。梁士诒的父亲在香港读到这篇文章，大吃一惊，立即写信给梁士诒，提醒他赶紧收敛锋芒，“此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政府必有所闻。在豁达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哲士善功成而身退，匪唯避嫌，实保身之义也。”

梁士诒老父的担心并非多余，这篇评论的确是有人背后搞的鬼，意在离间袁梁关系，而袁世凯也的确对梁士诒颇有疑虑。文武官员到京，总要拜访梁士诒。特别是军队的师旅长，拜谒袁世凯后必再访梁士诒。袁世凯有一天对梁士诒道：“你的地位，将来甚重大，现在入觐之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杨士琦就曾经对袁世凯说，梁士诒结交军人，有当大总统的野心，不能不防。

除此之外，梁士诒思想颇“新”，更让袁世凯担心。有一次袁世凯试探梁士诒，说现在国会专制，内阁集权，他打算扩张总统府制，网络人才以图治理。梁士诒回道：“我国共和制度下，内阁制一时未便更易，国会更不可轻弃，国本动摇，只怕再起纷争。”袁世凯注视梁士诒良久，梁士诒赫然心惊，但为时已晚。所以这次被调出总统府出任税务督办，也是意料之中。

受到袁世凯猜疑的还有他的北洋大将们，首当其冲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后，牢牢把着陆军大权，给袁世凯以莫大支持的同时，也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段祺瑞提拔的多是自己的学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等，皖系力量已经颇让袁世凯心惊。二次革命以后，段祺瑞势力更加膨胀，对军官的提升和降黜经常自作主张，更让袁世凯不快。这次新约法的公布，给了袁世凯扭转军权旁落的机会。他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办事员轮流值班，一切军事要政均由值班人员送袁世凯定夺。这表面上是统筹三军，实则是削弱段祺瑞的军权，把军权归于大总统手中。尤其请王士珍出山，更是针对段祺瑞。北洋三杰，冯国璋正在江苏将军任上，唯有将王士珍请出来才能对段祺瑞稍加牵制。王士珍自从清帝退位后就回乡闲居，不愿出山陷入袁段之争。但王士珍为人办事以中庸为原则，不愿得罪任何人，经不住袁世凯一再派长子袁克定去请，只好硬着头皮出来。

布局完中央，袁世凯又对地方官制加紧改革，很快公布了省道县三级官制草案，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管理地方民政事务，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直接对中央负责；田赋、盐税、关税、厘金、烟酒茶税均为国税，各省地方财政机关均为中央派出机构，各省一律编造预决算送中央核准，如此安排，是意图将地方行政、财政大权归于中央。

地方的改革，重点在军政分治。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权力很大，什么也“督”，各省民政长成了都督的下属。这样，都督们把军政财全部抓到手中，很快形成尾大不掉的架势。最先提出军民分治的是副总统黎元洪，他拿辛亥后的形势与晚唐藩镇割据相比，认为不尽快实行军民分治，藩镇割据的局面又将形成。袁世凯对黎元洪的意见大加赞赏，下令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都理一省军务，也就是后来简称的督军——只督理军务。对这些有地盘的将军，冠以武字或镇安字样，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同时又在北京设立将军府，作为顾问机关，把那些调到中央的将军养起来，给以厚禄，名号则冠以“威”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这种手段，类似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