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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袁项城集权在手 日本人欲亡中国（第4页）

袁世凯知道日本最不好对付。他希望德国人能够取得胜利，那样无非继续占据青岛，不致他变。然而，袁世凯的希望落空了。日本人登陆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对青岛的合围，然后发起总攻，不过六天的时间，德国总督就挂出了白旗。双方谈判后，德国把青岛拱手让给了日本，日本立即成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和军政署，对青岛开始殖民统治。

大家都跟着图热闹，唯有外交部的次长曹汝霖不以为然：“民国已废跪拜，祭典重在诚敬，不重形式，即用普通礼服，有何不可？如果我国有传统祭服，自当别论。现在既没有根据，随意制定，有乖共和政体。当今时代，应事事向新的方面走，学新法，新建设，方合潮流。近来政府设施越来越趋古，似非新国家气象，难怪外间谣言四起，说政府预备恢复帝制。这种做法，岂非自认谣言之由来？”

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劝道：“定祭服不一定是恢复帝制，民国未废郊天祀孔礼，祭服是应该定的。你要做官，即得穿祭服。”

曹汝霖时年三十四岁，而官至次长，年少气盛，回外交部后没跟总长孙宝琦商量，即援前清外部人员不陪祀之例，上呈请免陪祀。

袁世凯看到曹汝霖的上呈时，杨士琦正巧在座，对袁世凯道：“这恐怕是曹次长的意见，未必是外交部的公议。商议服制时，只有他提出异议。”

曹汝霖是袁世凯欣赏的人，三个月前才请他出来做的次长，为的是他曾经留学日本，让他当次长，便于同日本人打交道。

“曹次长仍不免洋学生的习气啊！”袁世凯笑罢就亲批“外交部总次长免予陪祀”。

冬至这天，袁世凯要到天坛行祭天大典。早晨不到四点就起身，乘装甲车到达圜丘坛门停车，然后改成双马拉的轿车，到达昭亨门前，再换乘竹轿，一直抬到圜丘具服台前下轿。百官都已到了，都是身着宽袍广袖的祭服，头戴冕冠，脚登方头靴。武官则是军礼服，挂佩刀。文武衣着神采相差太远，有些不伦不类。袁世凯行过阅祝版礼，稍事休息，然后登上圜丘，立于拜位。日出前，大典开始，燔柴举火，望灯高悬，在中国韶乐的衬托下，袁世凯毕恭毕敬，对上天行三进四拜礼，奠酒，奉祭，读祝。

一切都还顺利，但民间对文官的祭服多有讥诮，说像是灶王老爷。

冬至后又过了几天，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而且可连选连任。至于后任总统，袁世凯有权自行推荐三人，藏于金匮石室，于其身后开封确认。这个法案一出，真是令人大跌眼镜。袁世凯不但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像前清皇帝一样秘密立储。社会上各种说法都有，袁世凯要当皇上的说法已经不是秘密。

听了这些传言，段祺瑞去见袁世凯，直来直去地问道：“大总统，外面有些议论，说要行帝制。”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大总统没听说过吗？”

“我自从进了中南海，从未出门半步，这样的无稽之谈还真没听到。再说，有些人总爱飞短流长，我总不能堵住他们的嘴。”

“这种传言对大总统很不利，对造谣惑众者应当予以惩办。”

“芝泉，这恐怕不合适吧，如今是民国，民国嘛，人民有言论自由。民间有种种流言，推其原因，还是内政紊乱之故。眼下共和虽然成立，但诸事却难尽人意，所以大家才对国体问题有想法，这也情有可原嘛。”

段祺瑞劝谏道：“大总统，虽然共和未必见得好，但世界大势，大多由君主而共和，而断无由共和退回君主的道理。辛亥之乱，清室退位，皇帝声名已经狼藉不堪，一旦再行帝制，难免举国反对，如果引起变乱，内忧加剧，外患更迫。请大总统三思。”

袁世凯笑道：“芝泉，国体问题我并未思考过，也就谈不到三思。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很想躲躲清静，哪还有心思去当什么皇帝！何况日本人在山东这么闹心，哪有心思称什么帝！你放心好了。”

日本人占据青岛，的确让袁世凯心烦。日本人当初进军青岛，说是要把青岛夺回来，还给中国。这种话袁世凯当然不信，如果日本人仅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那还说得过去，他最怕的是他们借机提出新要求。日本人行事，向来是得寸进尺。十几天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被召回，说是回国述职，但袁世凯担心日本政府将有大举动，因此一直惴惴不安。

1915年1月18日，是中国旧历的腊月初四。日本公使日置益突然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按照外交惯例，公使有事要先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议，直接要求面见元首是失礼的行为。但日本人在中国蛮横惯了，袁世凯并未拒绝，让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陪同会见。日置益见到袁世凯后就把一个文件袋亲手呈上，翻译道：“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所谓觉书，就是备忘录。

袁世凯办过外交，知道此时不必细看文件，也不能做任何表态，便回道：“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并与贵公使交涉。”说罢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日置益通过翻译告诉袁世凯：“这份觉书十分重要。如果大总统能够裁决施行，将展示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敝国人民有一种看法，认为大总统推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亲近欧美国家，而对日本不够友善。因此有一种势力主张支持革命党，或者其他什么人。他们认为，如果孙逸仙这样的人来当总统，会对日本更有益。而敝国政府认为，为中日两国亲善起见，愿支持大总统。大总统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之诚意，可改变日本人对大总统之观感，日本政府对大总统也将极愿遇事相助。”

袁世凯仇视日本人，是路人皆知，日置益当然不会相信他的外交辞令：“我再给大总统透露个绝密消息。孙逸仙不久前给敝国首相写了一封密信，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支持他的革命党，他将投桃报李，他许诺给日本的利益，非常诱人。”

袁世凯冷笑一声道：“孙逸仙不过是被我国通缉的暴徒，他有何资格与日本谈判，又有何资格将中国利权让与日本？”

“虽然如此，但孙逸仙日本朋友极多，愿助他一臂之力者大有人在。他在信中告诉大隈首相，大总统对日本并不友好。”

据日置益说，孙中山在给大隈首相的信中认为，“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也不能与他人相驰逐。对许与日本的权利，袁世凯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翻授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孙逸仙与国民党不惜空口许诺，我想日本政府不会不辨是非。”

“所以本国政府提出这份觉书，正是相信大总统，如果大总统能够答应，本国政府将驱逐孙逸仙。此事属机密，望大总统严守秘密，万勿泄露。”

日置益、曹汝霖一走，袁世凯就细看日本人的觉书。觉书分五号共计二十一条。第一号共有四条，是要求中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授予日本，山东省内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不能转让或租给别国。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古的特权，允许旅顺大连租借展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获得采矿、办厂、居住、垦荒等权力。第三号共两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采取有影响之一切举措，都必须先经日本人同意。第四号一条，“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最过分的是第五号，共七条：

第一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款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款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款　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六款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款　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近代以来，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失权利的条约，但像日本这样贪婪，一次提出这样的权利要求还不曾有过，尤其是第五号七条，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如果答应这些条件，无疑将灭亡中国！

袁世凯愤恨地在办公室内快速踱步，向来食量极大的他晚饭吃得极少。饭后他又立即召国务卿徐世昌、参议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