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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筹安会小丑跳梁 蔡将军密谋脱身（第2页）

蔡锷进京后，过得并不顺，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议、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委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除了经界局督办外，都是闲差。经界局直隶于大总统，掌管全国土地调查、测丈和登记事宜，目的是为了清查田赋，以增加财政收入。这项工作十分浩繁，没人愿干，蔡锷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因此欣然接受任命，并打算大干一场。他一上任就举办经界讲堂，编译经界书籍，派人到各省调查，设厂制造测量仪器，筹办农业银行，干得是热火朝天。他组织人马先后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经界法规草案》等书，可要办事一则要人，二则要钱，结果与内务部和财政部闹起了矛盾，内政部坚持经界局人员应当由各部派充，不必再行设编，财政部捉襟见肘，在经费上不予支持。蔡锷展开的工作面临夭折，连忙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指示他与内务部、财政部商办。如果能够商办，何须他上书大总统？蔡锷心灰，萌生退意。于是又上呈袁世凯，希望在云南办矿务局，自主开采矿藏，以免将来列国觊觎。但袁世凯只批了两字——缓议。等筹安会一成立，他才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原来都放在了恢复帝制上，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他悄悄赶到天津，住到梁启超的密友汤觉顿家中。汤觉顿祖籍是江浙，父亲久仕广东，他出生在广东、生长在广东，因此以广东人自居。他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的弟子，是梁启超的密友兼助手，他的家也就成了志同道合的友人聚会之地。

见到梁启超，蔡锷第一句话就是：“袁项城要称帝，先生知道吗？”

梁启超嗤道：“怎么不知道，杨晳子之流上蹿下跳，筹安会名为学术机构，实为帝制鼓吹机关，宣扬君宪的文章连篇累牍，京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只怕全国也会被他们搅动起来。”

“为了国家统一和安定，为了建一个强善政府，我全力支持他与南方作战；仅仅一年，他竟然要复辟帝制，是可忍孰不可忍！”

梁启超也自我检讨道：“我和进步党尽力支持袁项城，是希望他能够走上政党政治的轨道，没想到他却奔着帝制而行。早知道他是这番心肠，当初就该和国民党一起提防他。”

汤觉顿插话道：“卓如后悔也没用，而且他有北洋做支持，你又如何能够提防得了。”

梁启超语气坚定道：“我倾力追求的就是宪政，从前我主张君主立宪，因为君主立宪是当时改良中国代价最小、最见成效的途径。后来，辛亥事发，际遇造化，中国走上共和之路。虽然共和有诸多问题，但也不失为宪政之一途，可以通过政党政治，代替中国历史上以暴力革命实现政权更迭，也可以实现中国的富强。所以我接受了共和之说，并回国参政。如今袁项城身边的一帮人打着君主比共和更优于立宪的幌子，行的是帝制的野心，而且以袁项城的伎俩，一旦复辟，便无民主可言，更无宪政可讲，我无论如何要坚决反对。”

蔡锷说了自己的想法：“杨晳子被誉旷代逸才，我看不过是热衷名利、投机钻营之辈，以鼓吹帝制以求进身而已！筹安会正四处运动，要各省成立分会，各省大吏为保禄位，难免影从，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项城登大宝，叫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扛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梁启超气道：“眼看国民要被帝制歪理邪说所惑，我要立即写一篇文章，反驳他们的所谓国体问题，堂堂正正揭露复辟阴谋家。”

汤觉顿告诫道：“卓如如果写文章反驳，便是与袁项城正式决裂，袁项城的手段狠辣歹毒，不能不防。文章写成后，卓如不妨南下上海。”

梁启超摇手道：“不，我不离开天津。我已经做了最坏打算，大不了把这条命付出去。戊戌年维新失败，复生说，为了变法，总要有人流血。今天，为了维护宪政，该着我为国流血了。如果反袁成功，我将功成身退，转入学界，专心学问；如果失败，我则以身殉国，不逃租界，不逃外国。”

蔡锷大声道：“先生如此决绝，蔡锷绝不敢苟且，先生以文护国，我则以武救共和。”

梁启超问：“松坡，武力讨袁，有几成把握？”

“北洋军实力不容小瞧，但也不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强大。两年前为了对付数千白朗军，先后动用了十几万北洋军，周旋半年有余才平复下去，可见暮气深沉，战斗力大打折扣。而且，北洋军派系形成，各有自己的算盘，未必都听袁项城的调遣。共和虽然不尽完善，但帝制绝对不得人心，如果像当年武昌起事，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则袁项城必败无疑。”

于是，大家商量军事部署。蔡锷的意思是设法逃离北京，潜回云南，如果袁世凯下令称帝，他则立即发动反袁起义，宣布独立，而后策动贵州、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云南首先发难，主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其一，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境险，易守难攻，而且与越南、缅甸接壤，无后顾之忧。其二，云南远离北洋势力中心，且黔、粤、桂三省没有北洋驻军，北洋势力比较薄弱，不易被扑灭。其三，云南有正规陆军两师一旅，兵力近两万人，武器装备是从德、日等国购进，不比北洋装备差，而且滇军军官中有一大批留日士官生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受过良好训练。其四，滇省军队受过革命战火的考验和锻炼，共和民主深入军心。其五，锷督滇两年，在云南的政界、军界还是有一点威望的，尤其军队的中高级军官大都是我的部下，我还能号令得动他们。”

云南将军兼巡按使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辛亥年与蔡锷一起组织云南重九起义，受到格外赏识。蔡锷调到北京后，鼎力支持唐继尧接任他的职位。唐继尧视蔡锷为恩公，一直心存感激，蔡锷有把握获得他的支持。

“其六，滇省起义后，可积极争取黔、桂响应。”

云南与贵州、广西相邻，历史上联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后，这三省声气相通，向无隔阂，而且，蔡锷与广西、贵州的军政官员均有较深的关系。

事不宜迟，蔡锷立即起草电文，密电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省军政长官唐继尧、刘显世、龙济光、龙觐光、陆荣廷、刘云峰、雷飙：“京中现有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其宣言书当已达览。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际兹欧战未终、强邻伺隙、党人思逞之时，颇属危险。台端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裨大局。”

同时决定密召几个心腹部下北上，以提前部署。为了掩人耳目，又决定行苦肉计，师生闹分裂。

蔡锷回到北京，正赶上有位肃政使上书袁世凯，要求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诛奸立国。还有两人呈文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并请袁世凯迅速取缔筹安会。

袁世凯于次日令政事堂召开会议，讨论筹安会的问题。徐世昌说明缘由，让大家发表意见。内务部部长朱启钤抢先发言：“筹安会不过是一帮学者所组织，研究君主与民主的优劣，不涉政治，又没有扰乱国家治安，政府未便干涉。至于呈请按律治罪，甚至明正典刑之说，实在骇人听闻，与法无据。”

朱启钤这样一说，立即有人附和。昌武上将军湖北督军段芝贵回京办事，应邀参加会议，便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筹安会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而谋一善策，我以为不应该制裁，而应予保护。”

杨士琦、陆征祥、周自齐纷纷表示赞同。

段芝贵趁机又道：“共和共和，四处不和；民主民主，都不做主。共和这四年，中国内忧外患，原因何在？我看就是共和这一套全是从洋鬼子那里弄来的，根本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应该恢复帝制。”

这时候，机要局局长张一麐站起来道：“不可，不可，君主之制既革，民主之兴未久，不宜改弦更张。倘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群起而攻之，国家必将陷入混乱，是祸国殃民之举。”

段芝贵怒视张一麐道：“张局长，怎么说话？复行帝制怎么就是祸国殃民之举？我们军人都盼着国家早行帝制，难道十数万军人都是祸国殃民之辈？”

徐世昌连忙站起来，拉了拉张一麐的衣角道：“仲仁随我来，大总统有要事交代给你。”

两人出了门，徐世昌对张一麐道：“仲仁，与他们这些人无理可讲，你先回去吧，避避他们的气焰。”

张一麐急道：“徐相国，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这是个火坑，千万不能跳。我们这些人受大总统恩遇，不能见死不救。”

徐世昌叹道：“人家要肯让你救才行啊。”

徐世昌再回到会场，会议已经完全变了味，段芝贵取了纸笔，一张上写着支持君主国体，一张上写着支持共和国体，逼着大家表态。他首先对蔡锷道：“松坡，我们都是军人，办事讲究干净利落，你是支持君主还是共和，先来签个名。”

“这还用说，我一年前就全力支持大总统，就是觉得共和体制不妥。”蔡锷取过笔来，在支持君主上签了名。

段芝贵拿着纸，让在座的众人签名。轮到梁士诒时，他说道：“我要单独见大总统。”

轮到张謇时，他拒不表态：“我和大总统是什么关系？还需要签字画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