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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日本人步步紧逼 袁总理虎口逃生（第2页）

袁世凯点点头道：“这是日本人造谣，为他们调兵进汉城找借口。”

“现在想指望日本撤兵已不可能，靠空言劝阻更不会有用。”

两人商议后，决定给李鸿章发电报，要求增兵朝鲜，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制约日本人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日军已经分驻仁川、汉城，占据了主动，如果我们增兵到汉城，双方容易生事；如果增兵到远离汉城的地方，又没有用处。叶志超一军驻牙山，已经达到两千五百人，足可以自固。如果再多调兵，日本肯定也要增兵，这样如何能够收场？他认为不妨做出增兵的准备和架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前最可行的办法，是请列国调停，通过外交“以夷制夷”。

日本出兵朝鲜后，他已经多次通过英、俄驻天津领事鼓动两国政府劝说日本撤兵。此时，恰好俄国公使喀希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便设宴款待，对他说道：“日本人这次派兵这么多，恐怕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贵国与朝鲜为近邻，不能坐视不管。英国已经表示他们愿意出面调停，我对他们说，此事俄罗斯更应当有优先权。”

喀希尼当面答应道：“俄朝近邻，当然不能任由日本对朝鲜妄行干预。我立即发电回国，请我国出面调停。”

李鸿章满怀希望等待，隔了一天，喀希尼派参赞巴福禄来告诉他，俄皇已经电令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他们与中国同时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办法：“公使让我转告中堂，如果日本人不听劝，俄国将不惜用压服的办法。”

李鸿章很高兴，俄国要对日本用“压服”的办法，日本人能不撤兵吗？

接下来几天，袁世凯连发电报，报告朝鲜局势更加艰难。朝王看到大清一直不增兵，被日本吓怕了，开始讨好日本，派人到日本兵营犒军，送去几车酒和上百头牛羊。朝鲜百姓见大清指望不上，对汉城的大清商人多讥讽鄙夷。袁世凯再请各国劝说日本，各国公使都不积极，他本人去见大鸟也被拒之门外。袁世凯这次来电，请求下旗回国，以免受辱。

李鸿章看了袁世凯的电报，十分生气，认为他想临阵脱逃。因此毫不客气的发电报要他“应坚贞，勿怯退。倭允不先与华开战，岂可下旗归国？俄廷正在调处，必有收场”。

李鸿章对俄国的调停寄予厚望，然而日本人对俄国的劝说并不买账，不过，回绝得相当委婉。俄国也有自己的考虑，并不想过于得罪日本，如果日本完全倒向了英国，俄国在亚洲将相当孤立。喀希尼奉到俄国电令后，派参赞巴福禄到天津告诉李鸿章道：“我公使接到本国政府电令，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朝鲜内政改革于否，俄国也不愿与闻。”

李鸿章又失望又愤怒，责问巴福禄道：“上次也是你来告诉我，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果不听，将采取压服的办法，今天却又说不再管了，这是不是与前意不符？”

巴福禄道：“的确与前意不符，恐怕是我国政府听了别国的说法，喀公使也很失望，但也没有办法。中堂知道外交人员的苦处，一切要听政府的训令，本人无法改变。”

“喀公使一句一切要听政府训令，就算是给我的答复吗？半个多月来，日本一直在增兵，而我国一直克制，完全让日本占了先机。”

“我国的调停未能达到大人的期望，实在抱歉。不过，大人是带兵出身的外交名家，应该明白作为第三国只能积极斡旋，是战是和，是增兵还是撤兵这样的大事总要自己拿主意，和不成就打，打不赢就和，和战两手都要准备，以大人的智慧，肯定早有布局。”

这话软中带硬，把李鸿章堵得一肚子怒火而又不能发作。的确，是和是战这样的大事如何能完全指望别人？只是此时增兵，好像也来不及了。

总理衙门也得到了俄国正式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不敢像李鸿章那样埋怨俄国人，只有连连顿足：“这可如何是好？！”

京中的舆论，认为日本人既然不接受调停，那只有增兵一途，因此清流言官们纷纷上折主战，但李鸿章仍然不希望增兵，而是打算撤回叶志超一军，这样可以避免与日军冲突。这时袁世凯发来电报，说日兵万余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均架炮、埋设地雷，每日由水陆运炮弹、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之意，而且将有大兵续至。如果还依赖调处，恐怕毫无益处，徒误军机。如今日本大军云集，要找理由开战容易得很。应对办法有二，一是迅速增兵，用商船载往平壤，以待大举。二是撤兵，反正朝鲜已经报告匪乱已平，我们撤兵回国，也算凯旋，面子上也不难看。如果既不增兵，又不撤军，那么战端一开，牙山清军将断绝归路。

此时，叶志超和聂士成大约与袁世凯也通了气，也急电李鸿章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水陆大军北来，他则率军北上，托名护商，择要扼扎，即便双方决裂，也不至于进退无路；中策是派三四只轮船来，将牙山驻军撤回。如果继续守在牙山不动，眼看着朝鲜受困于日军，不但汉城百姓对我绝望，而且兵勇久役露外，暑雨受病，殊为可虑，这是下策。

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连番发来电报，报告日军增兵的消息，提醒李鸿章增兵备战。正巧周馥到天津来，汇报河工已经完成，李鸿章便留下他一起拿主意，参加密议的还是盛宣怀和李经方等人。

“袁慰廷提出了增兵或者撤兵两条路子，与叶署青上、中两策相同，大约两个人通过气，都倾向于增兵。袁慰廷大约还以为是十几年前，手里有兵，便可以轻松击退日本人。他太小看日本人了，日本的实力今非昔比了。”李鸿章叹了口气说道。

周馥分析道：“如今的形势，如果增兵，便是要与日本一决高下。”

李鸿章语气严肃道：“是啊，两军相聚朝鲜，只能开兵见仗。打仗容易，胜之却实在没有把握。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北洋的底细。陆军不用说，徒有其表。新式海军，只论舰只新旧，火炮大小和速度快慢，不以数量论高低。北洋海军自成军以来，未增一舰一炮，能战的不过七八条舰。而日本海军近年来迅猛发展，大多是新舰，航速快，速射炮多，已经比北洋海军先进。我原来就说过，我们建海军，是取猛虎在山之势，能够震慑宵小，不战而屈人之兵。局外人妄自尊大，以为北洋海军亚洲第一，总以为对付小日本绰绰有余，我却不能轻于一掷。”

听了这话，李经方插言道：“爹爹所谋本来不错，但朝中那帮人未必答应。”

盛宣怀也附和道：“是啊，如今朝野上下，都在喊打，都怪北洋太软弱。”

“此时中堂如果示弱，只能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撤兵的话中堂不能说。”周馥建议道，“叶署青提了上中下三策，中堂不妨否决上下两策，把中策推给朝廷去决定。撤不撤军，让那帮清流说去。”

李鸿章接受了周馥的建议，向总署转发了叶志超、袁世凯的电报，并请示道：“可否撤回驻朝叶军，请速核示。”

正如李鸿章所料，撤回朝鲜清军的建议被严旨驳回：“我军撤回一节，尤为荒唐。彼按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实在有伤朝廷体面。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撤军是有伤体面，将来恐怕是伤筋动骨！李鸿章心里是这样想，但他对调停还是不死心，委托英国公使欧格纳请英国出面调停。

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修约，英国希望借助日本牵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对日本做出了实质性让步，比如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等。条约签订后，英国驻日本公使对陆奥宗光说道：“这一条约对日本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意味着日本开始走上与世界强国平等的地位。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还要有利。今后中日若不幸发生战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希望得到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和附近作战的保证。”并正式提交了照会。

而对李鸿章满怀希望的调停，英国驻日公使对陆奥宗光道：“本国政府不希望中日失和，但也无意逼迫任何一方，还是建议中日双方直接会谈。”

陆奥宗光兴致勃勃将英国的态度告诉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听了之后笑道：“由此可见，与其说是英国政府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毋宁说是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我看，可以放手在朝鲜大干一场了。”

陆奥宗光建议道：“英国公使建议还是直接与中国谈判。那就不妨再谈一次，最好以失败告终，而失败的责任，应当让中国人来负。”

伊藤博文点了点头回道：“让小村去总理衙门谈好了，总理衙门的人，总比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好对付。”

第二天，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奉命到总理衙门与奕劻谈判，他提出的条件两条，一是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二是若中国不愿参与，日本可独立承担此项工作。奕劻在外交谈判上几乎是门外汉，他只记住上谕的说法：先撤兵，后谈判。因此小村一直在讲改革朝鲜内政的细节，而奕劻则一直咬定先撤兵一条不放。结果正如日本所愿，谈判破裂。

陆奥宗光收到小村的电报，对伊藤博文道：“中国人还在固执己见，我们可以放手大干了。”又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份照会呈上，“这可以算是与中国人的第二次绝交书。”

这份照会的内容，伊藤博文已经事先与陆奥宗光商议过，但他还是认真看了一遍：

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中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伊藤博文晋见天皇后，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陆奥宗光电示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大本营已经做出决战的决议，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

明代到清代康熙之前，天子的寑殿本来是乾清宫，皇帝在此居住、进膳、批阅奏章、召见臣子、会见外国使节以及举办家宴，可以说是紫禁城的政治中心。所以，康熙把学习、交流的南书房设在这里也就理所当然。但到了雍正的时候，他搬到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去居住，乾清宫不再是皇帝活动的中心，但读书的南书房却一直未变，一则去养心殿并不远，出月华门就是养心门，进去就是，二则养心殿那边实在也没有合适的地方。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虽然皇帝已经亲政，但南书房并未撤，翁同龢等帝师还负有教导皇帝的责任。君臣有事相商，光绪打发小太监来叫，或者他御驾亲临，都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