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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日本人步步紧逼 袁总理虎口逃生（第3页）

光绪的师傅有好几个，不仅有汉文师傅，也有满文师傅，但唯有翁同龢最亲近。光绪四岁入宫，六岁开始学习，离开生身父母，又生性懦弱，慈禧又严苛，所以从小很孤独也很胆小，特别怕打雷。翁同龢没有孩子，对这位天子门生又喜欢又可怜，因此对光绪简直如父怜子，两人虽是师生，情比父子。翁同龢有几次请假回家，光绪总是放声痛哭，难分难舍。有这种非同一般的感情，翁同龢备受信任也就可想而知。大小政务，光绪都会请教他，因此，虽然翁同龢未入军机，却胜似军机。

“皇上驾到！”小太监喊了一声，这是给翁同龢信号，他连忙奔出书房迎接，但不必跪迎，这是皇帝对师傅的恩典。

师徒二人进了书房，光绪从袖管中抽出一份总理衙门的上奏，正是日本驻华使馆提交的绝交照会，扔到桌上道：“倭寇实在太可恶，竟敢要挟大清。”

翁同龢未入值总理衙门，但日本临时代办小村十分嚣张的情形略有耳闻。他一边看照会一边说道：“日本人就如同小人得志，不必生气，不值当。”

虽是这样劝皇上，但他却禁不住生气。日本人实在可恶，明明自己无事生非，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大清的属国他凭什么指手画脚？这里面哪有他说话的份！他一跺脚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师傅，朕要主战，要增兵，你可要支持朕！”

翁同龢回道：“如今朝鲜的袁世凯主战，他提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增兵；叶志超也主战，他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也是增兵。这两个人都是李少荃欣赏的亲信，向来是唯李少荃马首是瞻，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附和。京中的舆论更不用说，六部九卿，言官词臣，街头巷尾，茶肆酒楼，提起倭寇咄咄逼人，哪个不是拍案而起？就是太后也没有反对增兵，如今主和的，只有李少荃一人而已！”

“李鸿章上奏说，北洋海军能战的只有八条船。北洋陆军也各有职守，难以抽调。”

“他这是找借口。要说与西洋列强开仗，没有必胜的把握，对付小小的倭寇，难道也这样前怕狠后怕虎吗？要是左文襄在就好了，他对侵略我大清者，从来没有怕过。当年他收复新疆，和阿古柏打，李少荃说没有胜算，结果不到两年收复了新疆；光绪十年和法国人打，左文襄主战，受命于危难之中，镇南关大捷，几乎要把法夷赶出越南，可是李少荃要乘胜而收。左文襄说，李少荃办洋务，越办骨头越软，真是说的一点不错。”

“主和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也是为国家着想。”光绪说了句公道话，“六叔也捎话来，不希望打。”六叔就是指恭亲王奕訢，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排行老七，但光绪是继咸丰为嗣，咸丰排行老四，因此光绪称恭亲王为六叔。

“六爷千好万好，就是这一点不好。他对洋人太迁就，‘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策略是对的，可是分寸把握不好，就成了人善人欺。只要看看这些年的情形就是了，用圣母皇太后的话说，她一个整寿也没过成。三十整寿，曾氏兄弟与金陵的长毛苦战；四十整寿的时候，倭寇侵略台湾，阿古柏占据新疆；五十整寿的时候，法国人占领越南。如今六十整寿，不必为大政操心了，可以颐养天年了，应当好好过一过，谁料倭寇又觊觎朝鲜。退让了三十多年，退让换来和平了吗？没有！”翁同龢大不以为然。

“是，一味退让也不是办法，把列国的贪欲都怂恿出来了。不过朕也担心，战而不胜的话，所失更巨。”

“皇上所虑极有道理。朝鲜是我属邦，民心向我大清，同是劳师远征，咱们在这一点上便占据优势。而且朝鲜与大清陆路相接，我们要增援也方便。再说现在不是我们要战不战的问题，是人家逼得不得不战。皇上请想，如果我们院子里有样东西，贼跳进院子里要抢去，主人难道捂上双眼装着看不见吗？”

“是啊，至少应当该骂他一声！”

翁同龢接着道：“是贼就心虚，你一喊，他总会害怕，因为邻居们会来说公道话，甚至人人喊打。就算主人打不过他，也要打。打败了，东西也被抢走了，可是至少大家会知道，你的东西是被贼硬抢去的。可是你要捂着眼睛装没看见，让他大摇大摆偷走了，他放到自己家里，就没人知道他是偷去的。”

“这个比方好。”

“就算是败了，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有些人不会那么居功自傲。”这话不想可知，说的是李鸿章。在翁同龢看来，李鸿章坐镇直隶二十余年，被朝廷视为栋梁，就是光绪亲政后，心还是在太后那边。

光绪问道：“师傅不怕外人说，你反对李鸿章，也有私心？”

所谓有私心，的确有。当年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在安徽、江苏与太平军作战立功扬名，官至为安徽巡抚，但后来丢城失地，又在处理地方团练苗沛霖的问题上失当，被曾国藩所参，奏折中有句话很要命，“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结果谁也不敢说情，翁同书先被判斩监候，后改为流放，他的老父亲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的翁心存也因之郁郁寡欢去世。当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幕中，据说参翁同书的奏折就出自李鸿章之手。还有政见不同。翁同龢一直任京官，未出都门半步，是方正儒生，对李鸿章搞洋务、任人唯亲、重才轻德那一套看不上来，尤其在对洋人态度上，李鸿章坚持能和则和，翁同龢终日与清流交往，强硬激昂，向来主战，这又是最大的分歧。官场中已经有种说法，凡是李鸿章主张的，翁同龢都反对。这话有些过，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光绪有此一说，也是有些风闻。

“老臣何敢以私怨废公义！”翁同龢当然不承认，“臣与李鸿章所争，皆是为国事。老臣只论是非，不论恩仇。”

“朕当然知道师傅心底无私，朕是说别人会有此说法。”

翁同龢回道：“老臣无私无畏。”

光绪下定决心道：“那朕就让李鸿章增兵。还有袁世凯要求下旗回国。两国既然未曾失和，下旗回国也不是时候，而且他在朝鲜，总还能通消息。”

朝鲜的局势对袁世凯来说已经十分不利，汉城日军达到一万余人，汉城内外重要区域都被日军控制了。相当多的店铺已经关门，买吃的用的都不方便。署内人员没事一般也不愿上街，因为会遭到日本兵的盘问，尤其大清商人要被严格搜身，无异于受辱。近期内，大清商人大批离境，因为他们对国内的援兵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们也不再到袁世凯的公署来探问，因为一次次失望后，他们已经不相信公署的说法。

朝鲜君臣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朝王惧怕日本势力，明显有讨好日本的意思，而亲日的臣子多起来，活跃起来，亲华的大臣唉声叹气。从前经常有朝鲜官员来巴结袁世凯，如今已经绝迹了。

这天下午，赵秉稷抱病来见袁世凯道：“袁大人，形势有点不好，日本人逼迫太甚，殿下可能不得不否认朝鲜是大清的属邦。”

“这怎么可能！朝鲜是大清的属邦，列国皆知，朝鲜如何能够否认，如何能够否认得了？”袁世凯惊讶地反问道。

赵秉稷解释道：“日朝签订条约时，约明朝鲜是自主国家。大鸟逼迫太甚，说如果朝鲜承认是大清的属国，那当初就是欺骗日本，就要兵戎相见。朝鲜的实力袁大人十分了解，连匪乱都不能平定，如何能够抵挡日军？如今眼见的俄、英等国的调停已经无用，上国又无军队在朝，殿下实在没有办法。”

袁世凯冷笑道：“恐怕殿下也是求之不得吧？我听说殿下亲近的那些人频繁出入大鸟门下，说大清怕日本，不敢与之开仗；有的说大清坐视，置朝鲜于不顾；还有的说，日本不惜巨饷，扶朝自主，又整理朝政，极可感服。只差向大鸟磕头了。”

赵秉稷依然辩道：“袁大人，君子坦****，小人长戚戚。如今日兵虎视眈眈，有人讨好日本人，也可以理解，但绝非我王之意。”

“道园最近被殿下任命为外务总理，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袁世凯又问。

道园是金弘集的号，他与鱼允中、金允植被称为“三杰”，是稳健的开化派，在两次政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危机一过，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他已经被闲置七八年，如今形势紧迫，又被朝王任命为外衙门督办，大约是看中他与中、日两国都有交往经验。

赵秉稷解释道：“金大人心灰意冷，被殿下召见一次后，一直没到衙门里去。我临来前去看过金大人，请教他日本逼迫朝鲜否认属国，应当如何答复。他说，还是请教袁大人，袁大人必有办法。”

袁世凯道：“朝鲜系大清属邦，也向来允朝鲜自主，这是两回事。朝鲜以自主身份与日本互约，并无不妥，也不能因此否定与大清的宗藩关系。”

“日本人就是要朝鲜回答是，或者不是，奈何！”

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朝鲜否认是大清属国，那么出兵帮属国平乱之说就立不住脚，日本无论如何对待朝鲜，都与大清无关，大清再增兵也说不过去。更尴尬的是，他这个驻朝总理，十几年来指手画脚也就成了名不正言不顺。无论如何，这种情形不能出现。怎么回答日本人？袁世凯沉思良久后回道：“赵大人，你可以就条约论条约，既不否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家，也不否认是大清属国。再说，自主之国也有不同理解，大清属国也有自主权。这件事你与少川去谈，他最擅长弄这种文字。”

打发走赵秉稷，袁世凯陷入深思。如今日本完全占据优势，就是国内派大军来，局面已经难以改变。大军远离汉城，远水不解近渴。靠近汉城，则势必发生战争，他这个驻朝总理，首当其冲会被日本人抓起来。那时候是誓死不受辱，还是忍辱偷生？死，心不甘。自己的前程才刚刚开始，一死了之，何其遗憾！忍辱偷生，那便成为人生一大污点，自己的前程也算到头了。不不不，这两种结果都不能出现。那，那……他心头闪过一词：临阵脱逃。但他立即否定了这个词，不能叫逃，势不可为，审时度势，怎能叫逃？那是变通。他已经两次电告李鸿章，希望能够回国，但至今没有明确答复。他想，应该再次电请。

赵秉稷与唐绍仪商量完如何回答日本人的照会后，赵秉稷告辞，出门时和日本参赞杉村濬迎面相遇，他神情慌乱向杉村濬致礼后匆匆而去。

虽然天已经很热，但杉村濬依然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袁总理，我奉大鸟公使之命，前来询问。”

“有何见教？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