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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图治安严禁神团 定章程护修铁路（第3页）

接下来的一天，竟然同时有三位御史弹劾袁世凯。如此众多的御史言官在数天内交章弹劾，明眼人都明白，与甲午期间对付李鸿章一样，必是有人背后策动。看他们的意思，非把袁世凯挤出山东不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首先是巡抚衙门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而道府官员在巡抚衙门里都有自己的心腹，与巡抚同城的济青道、济南府首先得到消息，他们判断袁世凯的巡抚恐怕署理不下去了。

一天早上，巡抚衙门的照壁上有人贴上揭帖，只有两句话：赶走袁圆蛋，我们好吃饭。旁边还有一幅画，画着一只乌龟昂着头，舔一个洋人的屁股。阮忠枢是那种到任何地方都自然熟的人，虽然到济南还不到一个月，但他在济南城中已经有不少朋友，所以听到的各种离奇的谣言最多。他找到袁世凯道：“四哥，现在外边说法很多，这样下去，义和拳少不得要卷土重来。”

“怎么说？”袁世凯问阮忠枢。

“外间都说恐怕四哥这个署理的椅子坐不久了。新巡抚一到，必然要推翻四哥的举措。这个消息一传，下面的府县官员必然心存观望，四哥请想，你的努力都白费了，义和拳自然要卷土重来。”

“山东好不容易开始安静了，绝不能再走回头路。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地烙，山东百姓还活不活？”袁世凯恨透了这些风闻而奏、纸上谈兵的书生。

山东百姓活不活，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他好不容易得以署理，眼看跨入疆吏行列，如何能够丢掉这大好前程？但要让他向舆论屈服，向那帮守旧大臣屈服，再回到毓贤沽名钓誉、一味纵容的套路上来，则绝无可能：“老阮，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咱们这一套没错。你帮我起草个折子，把咱们标本兼治的措施和效果奏报朝廷。我再给荣中堂写封信，请他主持公道。对了，胡臬台是御史出身，清流当中他有不少死党，你说让他想想办法，也请几个御史言官为咱说几句话如何？”

阮忠枢想了想道：“四哥，这事暂且不做为好。胡臬台本有清流性情，他虽然知道纵容义和拳对百姓对国家都无好处，却抛不开舆论的影响。他肯不肯出头两说，就算他出头，请几个文人写几篇奏章，反而容易落下痕迹。如果咱们陷入打嘴架的局面，那不是咱所长，必败无疑。”

袁世凯恍然大悟：“有道理。只要我能确保山东不乱，洋人不给朝廷出难题，德国军队不向腹地渗透，朝廷就不至于完全被那帮清流牵着鼻子走。”

两人商量半天，阮忠枢秉烛夜战，第二天就呈上奏稿，袁世凯十分满意。奏稿开头一段先说明几十年来，只要是发生教案，吃亏、赔累的必是百姓和官府，“多一教案，即增一漏卮，无益于民，徒病于国”。

接下来说明教堂教民及平民受害情形，“秋冬以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以公家有限之财力，一年内再三输偿，其何以供。”“彼辈四出抢掠，波及良善。综计扰害平民之案，据报者已有十九起，共二十八家，民人之被掳架伤毙者七名。”然后又讲义和团扶清灭洋不可靠，“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曾以四五百人攻一教堂尚不能克。前经正任抚臣毓贤迭派副将马金叙等，在平原、茬平、高唐等处，连次击败，擒获匪首朱红灯、于清水等分别惩办。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支，况能灭强盛之洋人乎？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倘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奏折又分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说明了他在山东采取的措施。最后说明效果，“自出示晓谕以来，又仰荷皇太后、皇上如天之福，东境连霈大雪，有业之民多已解归。济泰一带，渐就安谧。仅余枭悍游匪，到处勾结，此拿彼窜，散漫而无定踪，绑票勒赎，抢劫以为生计。幸党类尚不甚多，已分饬各守令营汛，仍分别解散胁从，密购首要。近数日未接各邑告警禀报，当可渐次就绪”。最后表示决心，“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蒿目时艰，夙心忧叹，天良具在，深惧材轻任巨，致涉陨越，仰负生成。断不敢参用私心，贻误公事。复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朦。唯有懔遵谕旨，慎重筹办，以期勉尽一分心力，或可稍得一分补救。区区愚忱，谅邀圣慈垂鉴。是否有当，不胜惋惶待命之至”。

随这份奏折又将谕民告示、通饬札稿及各道府禀报扰害教民、平民案子同时上报，所办教案咨呈总理衙门查照。总之，袁世凯的意图很明确，让朝廷明白，他到底怎么当的这个署理巡抚。

慈禧阅了袁世凯的奏折，深思良久。此时，她对义和团的态度还没有最终确定，虽然天天听载漪等人聒噪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足以对付洋人，但她并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袁世凯说得有道理，即便他们能够抵抗洋人，乘势做大，将来尾大不掉又是一个隐患，如果再来一场洪杨大乱，那如何了得？

袁世凯这份奏折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

所奏颇中肯。著督饬印委各员，随时随地认真办理，以戢人心，而消隐患。勿徒为纸上空谈也。钦此。

等袁世凯收到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此时衙门早已放假。但他还是下令将朱批通谕全省，让阖省上下明白，朝廷完全赞同山东的治理，义和团不要抱任何幻想，各级官员也不要再等待观望。

袁世凯过年期间也不让衙门消停，因为过年是国人团圆的时候，正是劝解义和团的好时机。忙了一个正月，山东基本安定下来。教会虽然对袁世凯鼓动教民退教不满，但毕竟传教士和教民的人身财产得到了保障，所以各国公使反馈给总理衙门的都是对袁世凯的赞美之词。慈禧终于决定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公元1900年3月14日），朝廷下旨：

调山西巡抚邓华熙为贵州巡抚。山东巡抚毓贤为山西巡抚。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同一天，肥城教案正式结案。领头的孟光文被就地正法，此外还有一人被判绞监候，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人被判杖刑和流放。孟光文等人抄了教民张洪远的家后，将家具、粮食等不好带走的物品就地卖掉，结果凡是买赃的买一罚十，官府又出银九千两，用这些钱为卜克斯修建了一座碑楼，并购地建教堂。袁世凯拒绝将泰安知府及平阴、肥城知县革职，只将肥城知县防营守备撤职。这一处理结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比起从前洋人肆意威胁、索求无度相比，已是好了许多；而袁世凯敢于据理力争，反而更令英国人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遵守约章、持平民教、办事干练的官员。

袁世凯既然已经实授山东巡抚，则表示朝廷对他治理山东的措施是肯定的，因此，他对义和团的态度更加强硬。新发布的《山东惩办拳匪告示》规定，凡有练拳或赞助设立拳厂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而对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武卫右军，则与他们约定，如匪至即放炮，绝不会因此获咎；若匪至不能痛击，则将领以下一概按军律治罪。

义和团在山东几无立足之地，而此时直隶总督裕禄却献媚于载漪等亲贵，将义和团大师兄待为上宾，北洋大臣衙门里也立起义和团的大旗，并请大师兄当他督标亲军的教练，一如毓贤在山东。而出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一到任即公开支持义和团，令各州县帮义和团解决粮饷。所以直隶、山西义和团迅速发展，山东的义和团大师兄不甘一呼百应的好日子一去不返，因此纷纷投奔直隶，有的则不远数千里投奔毓贤。

直隶日渐混乱起来，而山东的局势日渐好转，警报再不像从前一日数至，袁世凯得以腾出时间来谋划一件倾心已久的大事——整编山东军队，扩张武卫右军。这一想法他已给荣禄写信，荣禄深以为然。如今局势趋稳，而恰好朝廷下旨，让各省督抚就筹饷练兵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是天赐良机！袁世凯与幕僚们几经商议，由阮忠枢主笔，于三月初七（公元1900年4月6日）上《遵旨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为了说服朝廷支持他练兵扩军的计划，先将山东的重要性说透彻：

窃维山东为京畿左辅，居南北要冲。自胶、威议租，两大逼处，强邻日谋进步，几若无复顾忌，可以为所欲为。而内地教堂林立，计逾干数，勾结生事，所在多有，若不亟图防范，万一狡敌得逞，则南北隔绝，海陆并阻，全局震动，何堪设想。且人方经营铁路，千里咫尺，入我堂奥，瞬息可达。控制抵御，势难疏缓，而武、沂、登、莱、青五府，滨海洋面，绵亘几二千里，扼要设防，尤关紧要。衡量形势，权度机宜，非有重兵不足以资保障；非有厚饷，不克以练精兵。臣所部武卫右军，仅七千人，只可专备一路，实属不敷分布。

接下来再说山东的三十余营军队，因为饷银太少，纪律不严，带来了诸多问题，袁世凯计划参照武卫右军的营制饷章进行整编、训练。但这又需要一大笔钱，银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果不为朝廷想出办法来，他的计划就难得支持。经与布政使张人骏及幕僚们商议，想了几条筹饷的路子：从地丁税由钱折银的差价中筹措十六万两；从漕粮折色盈余中提取九万两；盐运司盐斤加课近四万两；裁汰绿营兵二成省银三万两；截留山东海关两万两，运库银一万两；督粮道库中筹措一万两；临清关筹措一万两；烟台海关从两成洋税中拨解四万两。这几条路子，大约可筹四十余万两。另外，山东驻军中还包括十二营河南的嵩武军，是甲午战争时调援山东的，饷银是由河南出。这一笔银子，继续由河南足数拨付。

袁世凯计划把山东三十六营去弱留强，保留二十营规模，轮流到济南训练。“如能将山东省所有营勇一律化弱为强，则建威销萌，自足以外戢戎心，内靖伏莽。设有战事，而山东有两支劲旅扼要布扎，相机因应，或战或守，均可较有把握。即使邻省有警，而留一军固守，分一军赴敌，亦不致顾此失彼。”

至于新练部队的名称则奏请朝廷恩赐。过了十几天有了结果，朝廷完全同意整编山东军队，赐名武卫右军先锋队，由荣禄刊发关防。

朝廷批准后，袁世凯组织人手紧锣密鼓忙了半个月，将食盐加课以济饷、裁汰绿营以腾饷、划拨山东旧营底饷归于新军等事情办妥后，立即启用了“钦命总统武卫右军先锋队之关防”，袁世凯兼任先锋队总统。先锋队下面设左右两翼翼长，左翼翼长是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右翼翼长是陕西汉中镇总兵孙金彪，两人都是山东军队原来的将领。下面的营哨将官，除了留用部分将领外，袁世凯将武卫右军中的张勋、王世清、雷震春、孟恩远、何昭然等人升职后派过去。

先锋队的事情一办出眉目，袁世凯便集中精力解决胶济铁路的问题。

一年多前，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允许德国在山东修造两条铁路，一条由青岛经潍县、青州等地到济南，再一条则由青岛到沂州府再北上到莱芜而后至济南。德国的银行和公司为山东的筑路权激烈竞争，最后，这十余家竞争对手联合成立德华银行，并于1899年6月组建德华山东铁路公司，负责在山东投资、修建胶济铁路。德国政府要求三年内要开通青岛到潍县，五年内要全线修通。根据当初中德签订的条约，应当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各自集股，各自派员管理。但德国人不愿中国商人参与其事，因此德华公司一手包办了胶济铁路的修建，不与地方官府打招呼，就派出工程师、勘查人员及帮工勘查线路，树立路桩。他们自恃有德国人撑腰，十分蛮横。当时潍县一带的地价大约一亩要百十两银子，但德华公司每亩只付三十两左右，其他补偿费用也不过三四两。就是这点钱款，还要被通事等讹诈、私扣一部分。而且他们在竖立路桩时，又不事先讲明地价，百姓都担心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无偿侵占，因此人心惶惶。有的铁路小工行为不检点，遇到稍有姿色的村妇就打口哨甚至污言秽语相戏。有一个小工在高密县城南集市买鸡，当众调戏妇女，结果激怒众人，群起而殴之，并拔去了多根路桩。结果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派兵至高密，打死百姓二十余人，打伤三四十人。毓贤派人去交涉，结果是赔四千余两了事。他的办法可以一个字概括，就是“拖”。他不愿德国人修胶济铁路，但又没办法阻止，所以希望借百姓之力让德国人望而却步。

毓贤这样糊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德华公司更不可能停止修筑铁路，结果到了年底，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阻路事件。这次还是在高密，首先起事的是西部的两乡。这里地势低洼，为高阳、五龙、柳沟等河环绕，雨季山洪暴发，瞬间便成泽国。如今胶济铁路横亘其中，高厚的路基阻断了泄洪道，雨季洪灾势必更甚。百姓要求铁路公司改道或多开涵洞，但德华公司置之不理。当地有个叫孙光的人，素有梁山好汉性格，在当地颇有号召力，结果他召集了一百余村的百姓反对继续修路，并带人到工地上烧掉了铁路公司的工棚，夺取了他们的粮物，铁路被迫停工。这时的巡抚已经是袁世凯，他立即调防营前去弹压，同时派莱州知府前往查办。百姓勉强散去，但等官兵一撤走，孙光又号召百姓起事，又将德国人的工棚烧掉，铁路再次被迫停工。袁世凯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当时朝廷一再要求，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并且警告袁世凯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唯他是问。孙光再率一千余人焚掠了铁路公司的窝棚。德国工程师见袁世凯派去的军队依然没能阻止闹事的百姓，鼓动德军再次出动大开杀戒，打死打伤二十余人。袁世凯再派臬司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前去调查。

胡景贵说道：“百姓虽然烧掉德国人的窝棚，可并未伤及他们一根毫毛，但德国军队开进高密公然向村庄开炮，而我们的军队却袖手旁观，如此下去，会失尽民心。”

“德国人的确欺人太甚，可是我们能与德国人开战吗？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朝廷又唯我是问。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忍再忍。如今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与德国人商定详细章程，将来有所遵循，尽量减少冲突。”

胡景贵虽然心有不甘，但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与德国人决一死战，也只能嘴上说说，根本不可能付诸行动。

袁世凯给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写信，请他派员到济南来商定详细章程。铁路公司觉得高密人正在火头上，此时到济南谈判对他们很不利，因此犹豫了半个多月，最后才派了一名军方人员和铁路公司总办到济南谈判。中方则派胡景贵及候补知府石祖芬。结果，谈了二十余天却僵持下来，袁世凯所希望的几条很难达成共识。

胡景贵向袁世凯建议道：“我和石太守都不懂德文，要凭通事中间传译，有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彼此的意思都不能准确了解，所以谈来谈去难得进展。如果有个懂德文的人直接开谈就好了。”

袁世凯叫着胡景贵的字道：“月舫，你该不是要知难而退吧？”

胡景贵连连拱手道：“绝无此意，我不懂德文，也不了解德国人，谈起来的确是事倍功半。袁大人有没有懂德文的朋友，请一个来帮忙也行。”

袁世凯一拍脑袋道：“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北洋武备学堂的荫总办，他到德国留过洋，与德国皇太子也就是现在的德皇关系极为密切，由他来谈，应当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