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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图自强鸿章上书 重礼义倭仁空谈（第2页）

冯景亭就是冯桂芬，几年来一直帮助淮军筹措粮饷，李鸿章当然认。只是这几年一直在军务上忙，只知道他很有才气，有江南才子之称，不知道他竟然对洋人国家也有研究。

“冯景亭这部书共有四十多篇文章，书稿都已完成，只因书中对洋人国家多有赞颂，对大清军政科举多有批评，怕被人骂作卖国贼，亲友又多方劝阻，因此一直未曾刻印。”郭嵩焘谈到冯桂芬的这部奇书，极为赞赏，“我有幸看了多篇，真是醍醐灌顶。”

郭嵩焘本是颇为自负的人，《校邠庐抗议》能得他如此赞誉，必有过人之处，所以李鸿章怀着求教的心情问道：“能令筱仙青眼有加不容易，不知书中有何新意？”

“新意多得很。比如有一篇《制洋器议》中提到，我堂堂大清，广远万里，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指美国），二百倍于英，乃地球第一大国，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天下。而今却屈于俄英法米之下，何故？”

“是啊，我中华地大物博，圣相因数千年，今日为何屈居于诸国？”李鸿章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清国面积之大竟然二百倍于英，不禁有些吃惊。

“冯景亭认为，洋人国家以小而强，我中华以大而弱，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人，而是人物器材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相符不如人。最坏就坏在科举取士上，聪明智巧之士，穷一生精力，消磨于八股试帖楷书之中，而终生所学几乎无用，出而为官，民政、漕政、农桑、水利，茫然无知，洋人枪炮、轮船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应改我国家科举，学习洋人枪炮机器诸学问，善得其法者，赏给举人、进士功名，自强之道，实在于此，识夷制夷之道，也在于此。”

“真是高论！妙论！我也正有此意。”李鸿章连声赞叹。

“少荃，依我看，长毛之祸用不了多久就该平定了。将来，我国最大的祸患恐怕还是来自西洋强国。林文忠公早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制夷根本谈不到，但师夷长技的事情必须踏踏实实做起来，不然，还谈什么制夷！”

“我年前就想应该给朝廷上一个折子，有一个全盘的规划，好好学习洋人的长处，后来又想，我上这么个折子，白白惹那些都老爷的骂，想想就罢了。听君一席谈，又勾起了我的忧患之思，骂就让他们骂去，如今看，这个折子非上不可。”李鸿章感叹道。

“上，当然要上。笑骂由人，我自横行天下。”郭嵩焘鼓励李鸿章，也同时算是鼓励自己，“我到了广州任上，也会特别留心洋务，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洋人，学习洋人。”

下朝后，议政王在军机处安排完急办的事情，照例再到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偏居朝阳门东南的堂子胡同内，本来是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院，因为他与太平军作战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户部铸钱局用作了铸钱的地方。《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方便与各国联系，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选址的时候，大清的官员们耍了个小聪明，单挑了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以为在此与各国交往，便降低了洋人的身份。当初成立总理衙门的时候，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之多，外交、商务、教案、海关管理等等，其事务已冠六部之前。议政王是总理衙门王大臣，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来商议事情。从禁城过来有四五里路，他的家在禁城西北，从总理衙门回家，则有十几里路，大量时间耗在路上，实在不便得很。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选到这么个地方来。议政王这样想着，轿子已经稳稳停下，总理衙门到了。见议政王到来，章京们立即肃然起敬，有人把议政王的座椅再擦一遍，有人立即亲自奉茶，等他安然入座，一位章京把李鸿章寄至总理衙门的函交给他。

通常，疆吏有事情要奏办，就上奏折，而拿不准的事情，有时就写一封函件，给相关的衙门或个人，先投石问路。李鸿章本来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正式出奏，可是觉得太没把握，因此先写一函给总理衙门，其实是想先听听议政王的想法。

议政王阅着李鸿章的函稿，实在太精彩，禁不住读出声来：“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变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合肥说话，真是痛快。”读到这里，议政王一拍桌子。

的确是痛快，因为这些话就是议政王也不敢摆到桌面上来说，因为在京中还是清流们的天下，总理衙门从大臣到章京，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无异于是结交洋人的汉奸，尊贵如议政王都被人骂作“鬼子六”，其他人可想而知。李鸿章这几句话，在他们听来真是让人扬眉吐气，身心通泰。“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换成大白话就是这些士大夫不过是废物点心而已。

“洋人已经视火器为身心性命数百年，而我们连学一下都要费这么多口舌，想来真是憋气。”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宝鋆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他说话向来痛快。

议政王继续道：“妙文共赏，大家继续听——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铢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习。现在已能驶轮船，造放炸炮。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日本竟然也在学习洋人枪炮，而且已经能够驶轮船，放炸炮，实在出人意料，李鸿章眼界的确开阔。大家对日本向来轻视，要么称之为“倭寇”，要么称“小日本”，再俗一些，则称“倭瓜穰子”。

“倭瓜穰子也在学洋人！李合肥说得不错，日本就是欺软怕硬的小人之国。我大唐盛世的时候，他们屁颠屁颠地派来遣唐使向我们学习。到了我国势弱的时候，他们就组织倭寇一批批到我沿海来打劫。”

“宝相说得不错。”宝鋆因为年龄大，而且已经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又唯议政王马首是瞻，因此议政王对他十分尊重，也和大家一样尊他一声“宝相”，“日本的确欺软怕硬，不过他们最擅长向强者学习。中日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日本文化本来就是源自中土，如今他们舍近求远，不学我们学西洋，也说明我大清的确落后于洋人了。可惜大家都不肯承认，还架着泱泱大国的空架子不放。”

“这话也就王爷说得，也就说给我们这些人听，要是让那些人听到了，少不得攻击我们是崇洋媚外。”

“我这些话，不能外传。”议政王也怕这话传出去，断章取义，不知会惹来什么麻烦，所以他这样叮嘱，然后重新拿起李鸿章的疏稿，“更妙的还在后面——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宝鋆惊呼道：“合肥这是要变更我朝的科举之制！根本不可能。”

的确，李鸿章是希望那些精于机器制造的人能凭他们的特长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让他们能够进入正途的行列，只有如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心学习制器之器。当那些聪明睿智的读书人钻出八股文而投身制器的行列中，而不再一心只重章句小楷，大清才能培养、储备起真正有用的人才，也才有赶上洋人的希望。这是他在上海数年的最深刻领悟。然而，京中形势与风气大开的上海大不相同，李鸿章想单设一科，让那些会“奇技**巧”的人获得举人、进士的功名，岂不是痴心妄想？

“李鸿章所提最要紧的有三条，学习外国利器，可让各地大吏主持，留心学习；觅制器之器，曾国藩已经派人到美国去觅购；专设一科为富贵功名之正途，这事应当办，但目前肯定办不成，要一步一步来。”议政王总结道，“专设一科，让精于制造的人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正途出身做不到，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让正途出身的人来学习天文、算学以及机器制造，也能收到培养储备人才的目的。同文馆不能只学习洋人语言，应当加上天文、算学及机器火器制造之术，选拔有功名的士子前来投考。”随后，他让总理衙门就按这个意思拟个折子，尽快呈两宫慈览。

隔了两三天，早朝的时候两宫召见军机大臣，议罢几件事情后，慈禧扬扬手里的折子问道：“老六，总理衙门的折子我看了，这些个主意你们是听了李鸿章的意思后才上奏的。那我想问一声，你们的主张是什么？你身为议政王大臣，总不能事事都依赖外臣吧？”

这话问得有些不善，不过议政王并未太留心，顺口回道：“回太后，这并不是依赖不依赖的问题。总理衙门与军机处毕竟深居京师，有些事情不及疆臣更了解实情，因此需要听听他们的看法，然后再请旨。”

“同文馆召考学习洋人语言的学子都那么难，现在让正途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恐怕没那么容易。”慈禧又道。

“正因为没那么容易，所以才请朝廷强力推动，请两宫、皇上旨准。”

“不急着说准不准，我看先听听倭仁他们说什么。”慈禧一改平时作风，另有主张。

倭仁是清流首领，思想非常守旧，让他说话，肯定是坚决反对。但太后已然决定，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军机们诺诺领旨。

要让正途士子学习洋人天文、算学的事情，在京中果然引起轩然大波。这天，议政王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心血**，想干脆去翰林院听听他们都怎么说。便命令轿夫改道往南，直去翰林院。

议政王不让任何人跟随，自个进了翰林院。一帮编修们正在倭仁的带领下翻检史料，编纂《治平宝鉴》。门外当差的喊道：“议政王到。”倭仁深感意外，率弟子们象征性地给议政王请安，然后各忙各的，视议政王如无物。

议政王有些无趣，打破沉默问道：“倭大人今天不给皇上讲书？”

“今天中午是翁叔平给皇上讲书，老臣是下午的差，就偷闲到这边来看看，太后安排的《治平宝鉴》不敢耽误。王爷有事但请吩咐，若无要事老臣就不奉陪了。”倭仁说罢，继续翻起书来。

议政王讨个没趣，走到一位编修身边没话找话说：“忙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