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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马关签约留骂名 三国还辽埋祸根（第6页）

俄国一直在关注中日谈判，对日本割占辽东的要求十分警惕。素有“东方通”之称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如果日本占领辽东，将对俄国远东发展极为不利，为俄国本身的安全和前途着想，绝不能允许日本以中国东北为根据地。他向沙皇建议，必须对日本的野心坚决阻止。沙皇向来重视维特的意见，命令外交大臣立即联合德、法，共同干涉。俄外交部照会德、法：“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

法俄是联盟国，而且法国一直在觊觎台湾，因此答应与俄国一起干涉中日和约。而俄法联盟动摇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德皇威廉二世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一则改善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二则更希望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三国驻日公使联袂至东京外务省送交备忘录。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说道：“日本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怕会招致冲突。希望贵国政府善体此意，采取保全名誉之策。”

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也道：“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战是没有希望的。”

经反复商讨，日本决定不与三国起冲突，回复愿意放弃金州以外的辽东地方。金州地方包括大连、旅顺口。俄国仍然不答应，坚决维持原议。日本君臣心有不甘，但刚经过大战，再来对付俄、法、德，肯定打不过，只好忍了这口气，向三国发出备忘录：“日本帝国政府，本于俄、德、法三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为体面计，仍按原定日期与中国换约，中国须给予五千万两的补偿。”

日本作了让步，三国也作让步，回头劝中国如期换约，归还辽东的细节待换约后进行。

是否批准马关条约，光绪帝一直在犹豫，因为内外臣工纷纷上折反对，以致在京会试的举子“公车上书”，要求迁都再战。然而，如果不批准条约，怎样对付日本，却没有可行的办法。恭亲王认为迁都再战的话好说，但一旦迁都，必然民心震**，那时候恐怕日本不仅占据了台湾、山东、奉天等地方，再向京津、沿海进军，从此将兵连祸结。最可怕的是再出一个洪逆秀全、李逆秀成，大清的江山恐怕都要易主！那么光绪将是亡国之君。如今俄、法、德三国也劝中国批准条约，光绪帝最终下了决心。

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伍廷芳在烟台与日本全权大臣伊东美久治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起效。

中日换约，台湾已成日本国土，如何交割，派谁交割成了大问题，因为这又是一件令人痛骂的差使。刑科给事中谢隽亢奏请派李鸿章父子去，“以遂他父子素志”。朝廷果然下旨“着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往台”，这是要把所有的骂名都压在李鸿章父子身上。李鸿章立即回电，说李经方担负不了这样的差使，李经方也以病为由请辞。但朝廷不答应，发电给李鸿章，“李经方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借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仍着李经方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傥因迁延贻误，唯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让人背骂名也说得这样义正词严、冠冕堂皇、责无旁贷，李鸿章知道，有翁同龢之流位居中枢，他父子身败名裂已经难免。当时李经方人在上海，李鸿章给他发电报说：“现在日本派子爵桦山资纪做台湾巡抚，而台民风凶悍，交割事务十分棘手，然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应妥善办理。”

骂名果然是滚滚来。天津直隶总督署门外有人乘夜贴上一张《申报》，报纸上有一篇《檄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文》：

痛哉！吾台民，从此不得为大清国之民也！吾大清国皇帝何尝弃吾台民哉！有贼臣焉，大学士李鸿章也，刑部尚书孙毓汶也，吏部侍郎徐用仪也。台民与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有何仇乎？大清国列祖列宗与汝有何仇乎？太后皇上与汝有何仇乎？汝几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祖宗有知，其谓我太后皇上何？尚且不足以快汝意，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我台民非不能毁家纾难也，我台民非不能亲上死长也，我台民非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于天地祖宗也。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

我台民穷无所之，愤无所泄，不能呼号于列祖列宗之灵也，又不能哭诉于太后皇上之前也。均之死也，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尚得为大清国之雄鬼也矣！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台湾省誓死不与贼臣俱生之臣民公启

李鸿章看到这篇檄文大为惊慌，很为前往台湾交割的儿子担心。台湾民情激愤，李经方一行根本无法也不敢登陆，只好与日使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交接手续。

为了平息民愤，光绪帝下旨将徐用仪逐出军机处、总理衙门，孙毓汶知趣以病请辞，光绪帝照准。而李鸿章被罢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只保留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本来事情就少，何况他又是举国痛骂的卖国贼，不但无事可办，而且人人避之，他唯一的差使就是与日本交涉还辽的事情。

日本提出的赎辽费用是五千万两，李鸿章通过请俄、德、法三国说和，减少到三千万两。到交涉还辽的具体细节时，李鸿章又希望再减半，但这一次，三国都很干脆地拒绝了。

等还辽事情一办完，他就无事可办了，闲居贤良寺，终日与古书为伴。

这天，周馥突然来看他，这让他十分高兴和意外，拄着杖迎到院子里：“兰溪，你怎么敢来看我，不怕被人骂卖国贼吗？”

“管他们骂什么，我该看中堂还得看。”周馥说完，又安慰道，“中堂，身体要紧，别把那满嘴喷粪的人当回事，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李鸿章拍了拍胸脯道：“嘿，兰溪，瞧你说的，天下人都被气死了，我李鸿章也不会气死。自打我进了官场，小弹劾年年有，大弹劾三五年一回，我只当耳旁风。”

两人进了客厅，李鸿章还在调侃：“我李鸿章就是塌了台，也还有用——他们可以靠骂李鸿章邀宠升官啊。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王八，他们聚的这帮人啊，全是纸上谈兵，连骂人也是纸上谈兵，骂不到要害。”

李鸿章喝口茶，在嘴里呼噜噜响，然后一口喷到地上，一副极其痛快的样子：“他们可不是不会骂嘛。他们骂我与敌议和，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可他们忘了，我是奉旨而行，当时我也不愿去，可是不去不行啊。我邀某人去，某人说自己不会办洋务，坚决不去。人家不是不会办洋务，是不肯担这骂名。只有我李鸿章是个傻大个，带着儿子去为国谋和，我唇焦舌干自不必说，还挨了一枪。他们在家多舒服，天天酒宴侍候，忙着弄戏子、买小妾，一边酒色财气，一边琢磨着如何选一个新角度骂李某人。他们骂人也不会骂。当初我不愿打，他们非要打，打败了，没辙了，只好议和，议和又不肯去，让我去。他们骂一个有功无过的人，那些个真害国的人，他们却奉为忠君爱国的模范，这个社会，真是黑白颠倒了！”

“对，不生气。兰溪，这些天我也在想，我错在哪里了。我对照着他们骂我的一条条想。他们骂我开始就不敢和日本人打，这有没有错？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让我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图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他们非要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我这个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六爷被人骂鬼子六，可他是聪明人，知道大清实力不行，要积蓄力量，可这需要时间。但日本人不给时间，他们在一意发展武备，我们在埋头建园子。人家逼着咱打，我想退后一步，避其锋芒，可是一帮人不同意，非要碰个头破血流。”

“的确如此，可至今没人反思问题真正出在哪里，反倒是一个劲地骂中堂。”周馥也大摇其头。

“兰溪，咱们有个传统，一个朝廷出了毛病，往往推出一两个奸臣来，大家痛痛快快骂一通，反而把真正的原因掩盖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归罪于一个人，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可这也是最无耻的办法。如果大家都不坐下来反思一下，反省一下，吃一堑也未必能长一智。”

周馥认真地说道：“大家都反思了，反思的结果就是，全怪李中堂卖国。”

闻言，李鸿章哈哈大笑：“你说得对极了，有些人连反思的能力也没有——我翻来覆去想啊，用人不贤，把一些贪生怕死的人提拔成了提镇大员，结果临阵而逃，这个责任我得认。方伯谦、叶志超、赵怀业、龚照玙，这些人真是丢尽了淮军和海军的脸。可是，也不能把淮军失利完全归罪于将领贪生怕死。军制是个大问题，新募的兵勇对付严格训练的日军，多头指挥的一万人去对付集中指挥的一万人，胜负不问可知。可没人相信，只相信是淮军将领不行。淮军许多将领是受冤枉的，比如卫达三，他就是被冤杀的，宋祝三有调查，可是没人信。丁禹廷也窝囊，死了不能下葬。”

丁汝昌死后，家产被抄没，家人流落他乡，而他的棺材上光绪下旨加三道铜箍，以示戴罪，且不准下葬。

“兰溪，你如果方便，打发人关照一下丁禹廷的后人。”李鸿章又长叹一声说，“大清，这往后可怎么办？”

周馥又劝道：“中堂，你何必操这么多心。”

“操了一辈子心，闲下来了，心却闲不住。我回来后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提醒朝廷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科士达进京的时候，又提了几项具体的事情，第一要练兵，第二要大建铁路，第三要改革赋税。大清若能痛加改革，十年内或可大见成效。可是，大清的事情又急不上去，因为反对的人太多。咳，真是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不过，在外交上，以夷制夷还是颇有成效的，利用列国的矛盾图存，值得好好利用。三国干涉还辽，便是明证。将来对付日本，要在这上面做一篇大文章。”说了这一大通，李鸿章这时才想起来问道，“兰溪，你进京有何公干？”

“你的咳嗽又犯了？”

“不打紧，找了个由头。中堂进京赋闲，我在直隶指臂益孤，没意思得很，干脆不侍候了。”

“也罢。”李鸿章长叹一声。

甲午之败影响巨大，对中国而言，被蕞尔小国打败，不仅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严重挫伤了民族自信，开启了列国轻视中国、觊觎中国之心。三国干涉还辽让整个清廷更加亲俄，后来李鸿章又奉命赴俄签订中俄密约，自以为可保中国三十年无事，然而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俄国势力迅速在东北扩张，后来又强租旅顺、大连，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皆源于此。

也正是迫于这一危机，年轻的光绪帝启动维新变法。然而，所赖非人，法不得当，阻力重重，以103天的短命而夭折。

洋务不成，变法不成，中国何去何从？于是又将希望寄托于人心，民气，和虚无缥缈的盲目自大。这一次的教训，更加痛彻骨髓——这就是庚子义和团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