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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辛丑签约国权丧 屈辱忧愤鸿章殁（第4页）

他把电报交给来人：“你回去交给王爷，议和大纲必须立即电奏西安，奏稿非用此重笔不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久拖无益。”

议和大纲和奕劻、李鸿章的联名电报由行在军机处的荣禄呈给慈禧，他跪在地上不能抬头看太后的脸色，但听得出太后呼吸相当急促，透着紧张和不安。但随着翻动几页电稿后，太后的呼吸均匀了，语气却相当严厉：“这样苛刻的条件，我不敢答应，你去和皇帝商量吧。”说罢，她很生气地把电稿掷还给荣禄。

慈禧听了荣禄的奏报后道：“两个全权大臣只知道责难君父，不肯向各国据理力争，我既不管，皇帝也不管，由他们办去吧。”

荣禄心里再清楚不过，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其实在列国面前无任何权力，谈判要有筹码，两宫流亡在外，大局岌岌可危，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大火燎原，大清手里哪还有什么筹码？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议和大纲，尽快开始和谈。而且，他有预感，时候一到，太后必然会批准议和大纲。他也不必急得上墙揭瓦，且拖一拖再说。

可是，不能再拖了，两位全权大臣发来电报，瓦德西已经警告，朝廷不肯批准议和大纲，祸首还盘踞在皇帝身边，他要亲自带兵进西安，把祸首捉过来。看过这份电报，慈禧召见行在的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道：“洋人这样不讲道理，你们说怎么办吧？”

荣禄回道：“奴才以为，应当批准大纲，由全权大臣一项项力争。”

大家都盼着早日回京，因此也是极力附和。

慈禧还是不肯轻易答应：“这样大的事情，总要让天下臣民都知晓朝廷的难处。你们先起个上谕来，等我看了再说。”

十一月初六，奕劻、李鸿章接到西安行在军机处发来的电谕，诏允议和大纲，只是要在细节上磋磨补救，同时收到的还有一份长达一千七百字的明发上谕。这份上谕既是给全国臣民看，更是给十一国看的。因此，开头首先表明朝廷与各国修好之意，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然后详述此次失和的原委，把责任完全推到义和团和祸首众臣的身上。接下来对列国恳求，对两位全权大臣提出期望，语气相当委婉，“唯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着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而后又分析此次战祸的教训，检讨朝廷的过失，最后当然是号召举国振作，“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已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懔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接下来开始谈判，列国还是坚持，先惩办了祸首再办其他，各国的要求是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赵舒翘等祸首都要斩首，而朝廷认为，亲贵大臣非大逆不加死刑。拖到腊月二十五，瓦德西又召集联军军事会议，决定正月初五率八万大军去西安惩办祸首。奕劻、李鸿章连忙再急电西安。

李鸿章深悔当年的《中俄密约》，他本意是结盟保护，反而是引狼入室。他奏请朝廷由驻俄公使与俄国谈判，他则腾出精力应付十一国公使。

朝廷终于同意加重惩办祸首，载漪、载澜为斩监候，加恩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毓贤正法，载勋、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正法，刚毅虽死，追判斩立决，徐桐、李秉衡也已自杀，仍追判斩监候。各国公使随后又拟定了第二批、第三批战犯，先后惩处一百三十余人，当初仇洋主战的大臣至此基本诛尽，而其中不乏冤死鬼。

接下来谈判赔偿，最为艰难，十一国提出了共计十亿两白银的赔偿要求。磨了几个月最后才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李鸿章问他们依据是什么。

德国公使回道：“何须依据，各国都认为此数最合适。中国向来自大，号称是泱泱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一人一口唾沫，就可以把洋人淹没，一人一两赔款，就是让你们明白，人多不等于国强，如果愚昧不开化，人多反而易肇祸。”

其他的几项谈得也非常艰难，各国知道中国无力抵抗，因此不肯让步。而俄国人借中国忙于应付列国之际，步步紧逼，驻俄公使杨儒因为不肯在条约上签字而受尽欺凌。有一天受了俄国外交大臣的呵斥，返回使馆途中伤心落泪，心口疼痛，下马车时又在雪地上滑了一跤，一病不起，十几天后含恨去世。于是，李鸿章建议改为在国内谈判，认为不要急于与俄罗斯签约，以免各国攀比。对付俄国人的办法还是以夷制夷，把俄国的条件向列国公开，策动各国向俄国施加压力。

李鸿章的苦恼不仅来自各国公使，还来自朝廷上下的重臣，尤其是张之洞和刘坤一，当初东南互保时大家非常默契，但自从他出任全权大臣后，就不断指手画脚，对和议提出种种指责和挑剔。李鸿章以为，这本就是城下之盟，国家利益岂有不受损之理？两人纯粹是看人挑担不腰疼。他在上奏朝廷的电文中痛批张之洞：“张之洞封疆几十年，犹不免书生之见。”张之洞非常气愤，在电奏中模仿李鸿章的语气，说“李鸿章议和多少次，仍然是辱国丧权。”

李鸿章正在发张之洞的牢骚，奕劻府上来人请他立即过府说话。

李鸿章问道：“什么事情，这样着急？”

李鸿章进了庆王府客厅，果然年轻的英国副使与庆亲王并坐，趾高气扬，夸夸其谈。

李鸿章进去先给奕劻请了安，然后翻眼看了副使一眼后道：“副使阁下与王爷并坐，有失体统吧？”

“我是客人，坐这里有何不妥吗？”副使强辩道。

“妥不妥你有数，如果我国副使与贵国亲王并坐，贵国会怎么看？如果把副使的失礼拍了照发到新闻纸上，恐怕贵国外交部也会责备副使的失礼吧。”

英国副使尴尬地坐到一边，正准备要说话，李鸿章挥挥手，示意先不必说，他不紧不慢坐下来，伸长脖子，喉咙里发出“呕呕”的声音，外面立即跑进两个随从，一个把水烟递到他嘴角，一个弓腰点火。等他悠闲地抽完一口烟才道：“说吧，副使见王爷，有何见教？”

“今天来见王爷，是向贵国提出抗议。”副使此时的气焰已经收敛。

原来，大学士昆冈向朝廷报告翰林院被焚情况，请示拨款修复，而被焚的原因，说是英国使馆和联军进京后所为。而翰林院是当时官军为了进攻英国使馆而放火焚掉，就是北京的百姓也大都清楚。

“当时我就困在使馆中，我亲眼看到贵国士兵在翰林院放火。使馆还曾经派水兵去救火，抢救被焚烧的珍贵典籍，并给总理衙门发电，要求他们派人救火，保护书籍，可是没人回应。”英国副使拿出西方报纸上刊登的被困在使馆中的记者、汉学家所发表的文章，还有当时发给总理衙门电报的副本。事实俱在，不容辩驳。

但李鸿章却不以为然：“战争期间，诸事纷纭，昆大学士也许是听别的什么人说的，因此据此上奏。联军对平民不加鉴别，概以拳匪杀害，列国新闻纸也多有记载，我国并无提出抗议。”

副使反驳道：“这不一样，毕竟义和团都脱掉衣服，混入百姓中，难以鉴别。而且，我国尤其重视保护珍贵文献，说使馆人员放火烧翰林院，是极大的羞辱。”

“贵国是文明国家，向来以人权标榜，再珍贵的文献也没人命更珍贵。妄杀百姓的行为更应该引为羞辱。”李鸿章把英国副使驳得无话可说，但他不想把局面弄僵，“你说的事情王爷会向朝廷奏报，弄清事实，会做出更正。”

“应该在贵国新闻纸上正式发布你们的更正。”副使要求道。

李鸿章回道：“一切奏明朝廷后再说。”

副使走后，奕劻由衷地称赞道：“少荃，你对付洋人真有一套。”

“我对洋人从来不客气。”李鸿章并不高兴，“王爷，昆中堂这事做得不漂亮，也是一个不好的苗头。我在想，这次教训够惨重了，可是，如果我们都像昆中堂一样文过饰非，把我们粉饰成一个弱者，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只记载列国的残暴可恨，未必是好事。我们说，吃一堑长一智，如果这一切全然归之于我们是弱者，是受豺狼欺负，心里只有仇恨，却无任何反省，那还有何智可长？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把丧权辱国的条约，归罪于你我这全权大臣，归罪于你我是卖国贼，那我们所受屈辱真是白受了。”

“我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了，不去说了，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洋鬼子。”李鸿章也不想再说这事。

耗了整整九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十一国代表签订《北京议定书》，因为本年为辛丑年，因此又称《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及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包括：派专使到受害国道歉；惩办祸首，伤害外国人的所有城镇停止文武科举五年；中国赔款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设立仇视外国人组织；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十几天后，各国军队开始撤出北京，马玉昆、姜桂题奉命率部进驻京畿。李鸿章上《和议会同画押折》，奏报谈判和签约情形，最后提醒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如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伏乞圣明垂察。

九个月的磨难，彻底拖垮了李鸿章，签约后，他病情加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痰咳不止，经常头晕，无法坐立。然而，他还要抱病继续与俄国人谈判。各国已经开始撤兵，但俄国人却以中国皇帝没有回京、东北不安定为由，拒绝撤兵，并提出的撤军条件是清军两年内撤出东北，须由俄国将校训练。李鸿章主张签约，以求俄军尽快撤走，不然夜长梦多。但朝廷却不同意，要求俄国人立即撤走所有军队。俄国人坚决不同意，谈判陷入僵局。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道胜银行又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合同。道胜银行是甲午战后以俄国为首多国入股的银行，目标是获取中国的筑路权，中国也有股份，但完全是由俄国人说了算。俄国人这次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应该优先向华俄道胜银行提供满洲全境铁路和一切工业的租让权，如该行确定放弃某一项租让权，中国才可以同样条件提供给他人承办。

李鸿章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派到北京的代表鲍斯尼夫道：“这岂不是等于将东北送给俄国了吗？我与贵国财政大臣维特是极好的朋友，你告诉他，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本使不敢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