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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刘铭传请修铁路 没奈何马拉火车（第3页）

刘云生就是刘锡鸿，他一直反对效法西洋，出洋数年并未对西洋文明深入思考，只是增加了反对洋务的资本。他还写了一本《英轺私记》，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相反，他认为中外国情不同，大清不应当效法西洋。回国后他任通政使，在清流中以懂洋务著称。

李鸿藻对刘锡鸿偏执的性情并不欣赏，稍做犹豫后道：“叔平，你和云生相熟，你不妨稍稍向他透露一下，听听他的意思。”

下午散值后，翁同龢换上便服，到刘锡鸿家里去拜访。两人虽然算得上熟识，但翁同龢亲自上门，却是头一遭。两人一见面刘锡鸿就受宠若惊道：“翁师傅怎么有空到寒舍来？有事招呼一声我去府上拜访就行。”

翁同龢谦虚道：“云生说哪里话，我如何敢招呼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向你请教来了。”

“岂敢岂敢，翁师傅有何吩咐，但请吩咐。”

“我的确是请教来了。云生，你是出过洋的人，见识过洋人的火车，你也知道前些日子刘省三上折子请造铁路，李少荃上折支持，列举了修铁路的种种好处。我对洋务一窍不通，所以向你求教。”翁同龢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铁路不适合大清国情，不应效法。我从前如此说，现在仍然坚持己见。不但铁路不应效法，就是轮船、电报、工商，也都不应东施效颦。”刘锡鸿也是一语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翁同龢有些疑惑地问道：“李少荃的意思，外国之所以日臻富强，完全是因为举办铁路、轮船、电报的原因，云生为什么说不应效法？”

“中外国情不同。外国人口少，所以要靠机器来代人工。大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用机器便可百货充盈，所以不必造机器。在外国采用机器可补人工之不足，在大清采用机器则可夺小民生计，在西洋为利，在大清则为弊。”

“云生见识的确不同凡响。不过，李少荃一再说明修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而且列举九大利处，似乎颇有道理。”

“那是他想当然，在我看来，铁路火车于我大清只有百弊而无一利。”于是刘锡鸿一条条分析铁路的害处，说得也是头头是道，“翁师傅，这些还都是细枝末节，修铁路不可行，还在于中西立国之道不同。我给翁师傅讲个故事——也不是故事，而是我的亲身经历。”

这是刘锡鸿驻英期间，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制造火轮车。刘锡鸿以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国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数万里。”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历代圣人以为，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闻言，翁同龢由衷赞道：“云生将正人正心喻为火轮车，真正是恰当无比。如果朝野上下人心皆正，何须火车轮船。如果人心不正，火车轮船又有何益？”

“这番议论就连波斯藩王也是大为赞同，他说今日领教了，中国不愧是泱泱数千年文明大国。”刘锡鸿颇为得意。

“云生不愧是出洋的钦使，眼界的确不同。我如果有云生的这番见识，必定上折与他们理论一番。”翁同龢也十分赞同。

“我正有此意，翁师傅瞧好了，我折子一上，必驳得他们无话可说。”

很快刘锡鸿《罢议铁路折》递了上去，他认为“铁路实西洋利器，断非中国所能效仿者”“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结起来，主要有这些意思——如果铁路畅通，大清险要之地都将丢失，外敌就可以**，洋人就可由铁路进入内地城乡；修铁路需要购买外国器材，从而将会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火车运费昂贵，运费加入货价之内，就会造成物价猛涨；丝茶为大清主要出口品，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大增，丝茶价格必将下跌；现今国库空虚，民力贫弱，百废待举，修筑铁路需要巨款，目前财力根本无法负担。他提醒朝廷说：“我大清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倘若骤加焚凿，恐会惊耳骇目，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洋人为名，引众人以作乱。”

顺天府丞王家璧正在病中，也抱病上折反对，“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他反驳李鸿章修筑铁路与圣贤一脉相承的说法，“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愿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哉？”他的结论是：“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不言利者也。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倡修铁路，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

而至关紧要的南洋大臣刘坤一的复奏，也并不支持现在修铁路。他担心修筑铁路有妨民间生计，减少税厘收入，希望朝廷“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先行勘踏道路，核明造路行车有无不妥，收税还款有无把握，参酌异同，权衡轻重”。

这些折子递到朝廷时，已经是腊月底，朝廷各衙门早已封印不再办公，因此要到元宵节开印后再议。而沈桂芬没有挺出正月，于初九去世。恭亲王痛失一条洋务臂膀，又见这么多人反对，便打不起一力支持的精神头。元宵节后他与军机及总理衙门大臣商讨，大家都表示暂时不宜强修。

慈禧听了之后道：“李鸿章、刘铭传他们提议修铁路也是为了大清，只是这么多人反对，朝廷不能不慎重。我倒不担心别的，最担心的是如果一造铁路，有碍小民生计，他们铤而走险，伏莽再起，实在得不偿失。此事不宜久拖不决，你们拟旨吧。”

恭亲王散朝后回府，连口茶还没喝，又有太监传旨，让全班军机进宫。原来是曾纪泽经过半年谈判，终于迫使俄国让步，同意修改崇厚签订的条约，双方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恭亲王一班人赶到时，慈禧太后已经挂起地图，对照条约在那里研究。

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二百多万两白银），但在界务和商务方面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利权。界务方面，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两处；中俄陆路通商则减少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条；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

对这个条约，慈禧很满意：“曾纪泽不愧为忠臣之后，虎口夺食，能收回这些利权，着实不易。”

恭亲王恭喜道：“总是太后识人之明，曾纪泽与俄人谈判，进退有据，不卑不亢，就连俄国公使也是称赞有加。”

李鸿藻也在一旁附和道：“左宗棠也是功不可没，曾纪泽能够与俄人力争，也是有左宗棠陈兵西北做底气。”

“不错，左宗棠功不可没。”慈禧也点头称赞。左宗棠奉诏入京，再有七八天就到了，“左宗棠是于国有大功的人，不能亏了他，沈桂芬病逝，左宗棠正好入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他是知兵大员，就让他任兵部尚书好了。”

左宗棠的安置，慈禧未与军机商议，便一语定乾坤，可见已经深思熟虑。好在与军机们的意见并无出入，只是这苗头不好。慈禧病了近一年，经过薛福辰的精心调治，她的身体已大为好转，因此从年前就几乎天天听政，而复出后的最大变化，就是独断的时候居多，有时候军机的意见连问也不问。恭王心中默想，总要有个时机提醒一下，不能让她只手遮天。

曾纪泽改约成功，收回利权，很快在京中传开了，当晚京中鞭炮声响个不停，有人特意在俄国使馆前大放二踢脚，以示庆贺。

而刘铭传的心情却十分不爽，他奏请修铁路的事情“着毋庸议”，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他到京城本来是为重新带兵，因为中俄一直在谈判，因此也未成行，如今中俄关系已经缓和，更不需要他带兵了。而他避之犹恐不及的左宗棠已经确准出任兵部尚书，他当这兵部侍郎还有什么劲？因此，他以眼疾复发为由，力辞侍郎一职。朝廷一点挽留的意思也没有，立即准了，并赏他四两人参。京城于他如浮云！他一天也不愿在京城逗留，骑马赶往天津，向李鸿章辞行。

刘铭传也叹气道：“我在京中这几个月算是看明白了，如今天下，是一个人拉车，四个人掣肘，六个人看热闹。大帅何必生闲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轻轻松松当你的直隶总督算球，让他们穷折腾去吧。”

“曾老师常对我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积贫积弱如此，让我装糊涂，办不到。”李鸿章叹息连连，像对刘铭传说话，又像自言自语，“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只愿当路大君子，能够引导君父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图虚名而忘实际，勿只顾眼前而忽远图，若能如此，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正在开平修铁路的唐廷枢也听到了朝廷不准修铁路的消息，他怕继续修铁路会给李鸿章带来麻烦，于是以报告煤河进展为由来到天津述职：“煤河的进展很顺利，雨季前一定能够挖通。”

李鸿章点了点头，还问道：“这样最好，不然雨季一到，施工是个麻烦。铁路修得怎么样？雨季前也能完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