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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虚无主义（第2页）

从精神的丰富和充实所产生的这种高等的承认是无限制地肯定人的过失、痛苦、恶、杀人以及随人生而来的、惊异的、奇妙的一切事物。这是从**裸的世界中，从**裸的人中产生的。不要以为自己是宿命的，想成为一个违反**裸的人，在这里须用上“宿命”二字。尼采的苦行是从宿命的认识开始而到达宿命的神格化的。宿命越是刚强，越值得感叹。道德、神、怜悯、爱等等，想向宿命索取回报，所以是宿命之敌。

尼采不企望回报。成长的喜悦就是绝灭的喜悦，但毁灭的只是“个人”，个人为求得自己的存在而进行反抗的行动在对成长的个人的绝对服从中消灭了。“对命运的爱”取代了过去的“对命运的憎恶”了。“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或企望与否，每个人都协助了一切宇宙的存在。”个人于是没入民族的永久运动之中。“存在的一切东西是永恒的，大洋会把它们反拨到岸边来。”

这时，尼采回到了思想的起源即前期苏格拉底派。后者为了让他们所想象的原理保持永久性无辜，结果把原因除去了。虽然没有目的，赫拉克利特的“命运的游戏”却是永恒的。

尼采的努力，尽在成长中法则内存在，而在必然之中显示命运的游戏。“儿童是无辜的，是健忘的，是重新开始的游戏、旋转的车轮，最初的运动肯定神圣的才能。”

世界是无动机的，所以是神圣的。因此唯有艺术，才是无动机性的，所以能把握世界。无论是哪种判断，都不能理解世界，所以也像世界借“永远轮回”而反复一样，艺术给我们示以世界的反复。在同一块海滨沙滩上，原始的海在不倦地反复述说同样的话语。给我们一种无望而令人吃惊的同样的生存，但至少知道仍然会回到起点。同意一切东西都会回来，而热心地反复着才能分享世界的神圣。

人类的神性是兜着这样的圈子，最后才被导入的。反抗者最初否定神，继而准备取而代之。但反抗者必须把一切反抗甚至将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向神发起的反抗统统丢开，唯有如此才能成神；这就是尼采的使命。“如果有神，而我非神我岂能忍受。”事实上世界之中有这个神的存在。要加入那种神性，只要肯定便够了。“不必祈祷、祝福。”那么，地上必将充满人神了。

肯定世界并使之反复，把自己与世界同时重造便是伟大的艺术家和创造者了。尼采对所有的创造者只是高唱固有的利己主义与冷酷严峻。各种价值的转变只有把审判者的价值用创造者的价值取代时才能存在，意即对某些事物产生热情而对之尊敬时。没有不灭的神性，这是给创造者下的自由的定义。

地上之神狄俄尼索斯永久在解体之中呻吟。但同时却流露出与苦恼一致的隐形之美。照尼采的想法，肯定尘世与狄俄尼索斯便是肯定自己的痛苦。接受一切，把最高的矛盾和苦恼都接受下来便是支配了一切。尼采承认对这个王国必须付出牺牲。“严肃而凄苦”，唯有尘世才是真实的。只有它才具有神性。

为探究尘世内部所有的真理与跑上厄特那火山上去的恩培多克勒一样，尼采冒了极大的风险潜入宇宙的内部，发现了永远的神性而劝告世人亲自去做狄俄尼索斯。“权力意志”常使我们想起帕斯卡的《思想录》来，但同是以赌博来结束的。人类虽是还不到抱有确信的阶段，但有着确信的意志。这两者是不同的。

尼采也在最后发生了动摇。“这是你不可饶恕的一点；你有权力，但拒绝签字”，他是应该签字的，但狄俄尼索斯的名字，因他疯狂时写给亚里亚的信而成为了不朽。

在某种意义上说，尼采的反抗还是达到了恶的宣扬。所不同的是，恶已不再是复仇了。恶是作为善的可能的一面，更确定地说是被视为宿命而接受的。所以恶被作为可以克服的东西，是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

在尼采的精神里，把不可避免的事物摆在面前而在心里傲然承诺。可是，我们知道尼采的子孙们怎样把这位自称为最后反抗政治的德国人拿来作为招牌而使用的。他在空想着艺术的暴君，但对于平凡人，专制是比艺术更为自然的。他嘶喊道：“与其帕西法尔，毋宁恺撒·博尔基亚”。而且他得到了恺撒·博尔基亚，尼采把他当成文艺复兴期的伟人。

个人屈服于种族的永久性，投入时间的大轮回中，才是尼采所主张的，而他们则以为民族为种族的特殊的场合，使个人屈服于这种愚笨的神前。他以恐惧和战争所表示的人生，堕落成一个国家的生物学了。无教养的君王们的民族死啃着权力的意志，终于为了自身利益，用到一向所轻蔑的“反犹太人的丑态”上。

他相信与知性所结合的勇气。他所说的权力，便是指与知性结合的勇气。人们在他的名义下使勇气与知性相对立。于是本来是其德行的反而变形成为相反的、盲目的暴力了。他遵循高迈的精神法则，把自由和孤独混合在一起了。他的“正午与深夜的深湛的孤独”在席卷欧洲的机械化了的群众中湮没不见了。

他是拥护古典趣味、讽刺、质胜于文的人，尼采以为贵族是不问任何理由都是实行道德之类的人；诚实而需要理由的人是可疑的贵族主义者；他热衷于公正，“公正成为本能，成为热情”；他以为狂信是理智的不共戴天之敌并且说最高的知性、最高的公正而执拗地奉行着。

可是在他死后33年，他的祖国竟把他供奉为欺骗与暴力的导师，而把他付出牺牲所得的观念与德行当作遭到百般曲解而让人憎恶的东西了。在知性的历史上，尼采的命运是无与伦比的。加诸他身上的误解是无法补偿的。在历史上虽有种种哲学的解释被出卖的事，但在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因特殊灵魂的高贵与错乱所照耀的思想，在世界人们眼前，由欺骗的夸耀与收容所中尸体堆积如山的恐怖情形所解释的情形是史无前例的。

超人的训诫居然成了下作方法的制造厂，这是应该澄清的。19世纪、20世纪反抗大运动的最后结果，如果必然成为这样无情的屈服而背向反抗，则“我的良心与你们的良心，不就已经是同一的东西了吗？”尼采在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的呐喊是不能反复的吗？

对我们而言，把尼采与罗森伯格（德国纳粹政治家）混为一谈，始终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替尼采辩护。这一点他自己便曾断言：“解放了精神的人必先自洁。”他早就预先警告了他的不洁的子孙。至少，他所思考的那种精神的解放，是不是会拒绝自己净化，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对于尼采，支持着他的行动本身的，是一种独特的法则与理论，这也许就是他的哲学之所以披上血腥的外衣的原因。他的著作是不是有可以被利用为决定杀人方面的东西呢？凶手们因文字而否定精神，为了要把文字中属于精神的东西也加以否定，是不是会在它们中找不到借口呢？对这一疑问，回答是肯定的。回顾尼采思想上方法的方向（虽不能说他自己曾遵循不渝），他的反抗的理论没有界限。

凶手发现那个证明，不是对尼采偶像的否定，而是使尼采的著作成为辉煌的热情的肯定，这是非常明显的。肯定一切也就假定了肯定杀人者而且承认杀人的两个方法。当奴隶肯定一切时，他肯定主人的存在和苦恼。所以耶稣以顺从忍耐劝诫世人。

当主人肯定一切时，也是肯定奴隶状态和他人的苦恼。这里有对暴君与凶手的赞美。“既是永久欺骗、杀人的人生，而竟然相信不说谎、不杀人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岂非可笑？”但事情的确如此。形而上的反抗的最初行动不过是对人生的虚伪与罪恶的抗议罢了。尼采的肯定是忘却根源的否定，否定了反抗本身，同时也否定了拒绝**裸的世界的道德。

尼采所企望的是有着基督心肠的罗马人恺撒·博尔基亚。那是在精神之中同时肯定了奴隶与主人。恺撒·博尔基亚是宿命地抛弃了精神的支配，选择了事实的支配的。尼采做了严格遵守他的方法的教师，自问“应该怎样利用罪恶”。对这一问句，恺撒·博尔基亚当然会回答说，借着反复累犯的罪恶。不幸尼采曾这样写着：“目的大的时候，人类会用别种尺度，无论运用多么可怕的方法，也不会把罪恶视为罪恶的。”

尼采死于1900年，是死在这个主张变得致命的世纪之末。在更明晰的时候，他这样呼喊的声音仍是空虚乏力的。“谈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没有那种耐力呢？譬如说，我忍受不了毁约或杀人。我会懊恼烦闷而死。这是我的命运。”既同意人们所有的经验，别的人来了时不仅不会懊恼烦闷，而且会增强虚伪与杀人的动机。

尼采的责任，因为方法上的优异，虽是一时之间出现，但处在思想的正午，把不光彩的权利正当化了。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如果给人那样的权利，大家都会向那里跳过去，这是势所必然的。但尼采所不知道的责任，所能达到的更加遥远。

尼采所承认的是虚无主义最尖锐的意识。他使反抗精神所行使的决定性的行动，让理想的否定跳进理想的世俗化。拯救人类不靠神来做，所以非得在地上做到不可。世界是没有方向的，所以人类从接受世界的那个时候开始便应该给予世界可以到达高层次的人类的一个方向。

尼采在要求人类将来的方向。“应该为支配尘世而奋战的时期近了，这个战争将在哲学的原理的名义下行使。”他对20世纪做这样的宣告。他虽然这样宣告，但他注意到了虚无主义的内在理论，知道了其结果之一便是帝国。因此他在准备着这样一个帝国。

尼采所想象的这种无神的人亦即孤独的人，是有自由的。世界的齿轮停止了，当人类肯定某些事物时则有了正午的自由。但某些地方的事物则在生长。也就是说，非肯定生长不可。到最后，光淡了，日影斜了。到那时，历史又开始了。因此非向历史中去寻找自由不可，非得肯定历史不可。

尼采主义虽是个人的权力意志论，但在全体的权力意志中，也非被记录下来不可。如果没有这个世界的帝国，是没有价值的。

尼采厌弃自由思想家和博爱主义者。他把“精神的自由”解释为个人精神的神性这个极端的意义。可是虽然如此，自由思想家也与他一样，也是从神的死亡这个历史的事实出发达到同样的结果，尼采看穿了博爱主义不过是没有高层次证明的基督教而已，拒斥了第一原因却留下终极原因。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借助虚无主义所避免不了的理论，一定会继承他自己所梦想的超人秉性，对于这一点，他却茫然没有注意到。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但暴君们却乘虚而入，立即把给予他们暴君权力的哲学世俗化了。通过黑格尔，尼采对这样的殖民地化已经看透了。据他的意思，黑格尔的独创性是创设了以恶、过错、痛苦作为反对神的论据的泛神论。“国家、既存的权力立即利用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立论。”

但在他本身，罪恶不成为反对任何事物的论据。想象人的神性中存在着唯一价值的体系这种堂堂的论点也被作为利用的工具了。关于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时的继承者而已，只是虚无主义猛烈的即景行事的结果罢了。尼采要他们跪在宇宙之前的叛徒，后来却跪在历史之前了。对此不必惊异。

尼采借助他人的理论把来世改为“无限的未来”。在这一点上，尼采背离了希腊人和耶稣的教训。据他说，他们把来世换成了“目前”，他们的两种反抗都成为现实的某种样板，尼采早已说过的，在应该“取代僧侣、教育家、医生”的阶级中具体化了。

重要的不同点只是尼采一面期待着超人，一面主张肯定某些事物；为了使自然跟着历史走，自然必须被征服；在尼采看来，为了征服历史，自然是应该遵循的。这也是希腊人与基督教徒的差异。

尼采至少见到了必然发生的结果。例如，“近代社会主义形成了非常远古的耶稣会主义的一种形态，打算将所有的人当作工具”。或宣称“人所期望者，乃在安乐”。因此进而达到从来所不曾见过的精神的奴隶状态，无知的专制政治，在商人与哲学家的所有活动之上漂浮着。

通过尼采哲学的坩埚，在自由的疯狂之中，反抗达到了生物的或历史的专制政治。绝对的否定让施蒂纳把罪恶神性化了。但绝对的肯定，却把杀人普遍化了。

伟大的叛徒，到时为了亲自把自己禁闭起来，造成了徒然的必然支配。逃出上帝牢狱的他最初所关心的是使尼采准备打破的虚无主义的化装与圣化同时成就，这样又建立起历史和理性的牢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