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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写在故事前的故事（第3页）

我用一年的时间修完了前两年的大课——其实在那个以跳级为荣的年代，我这种提前修课的做法并不少见，和我同班级的甚至还有9岁或者10岁的孩子。

12岁时我跟随孟德尔教授开启了我的生物学学习，和现在20世纪不同，生物学在当时还是一门十分混沌的学科，与化学，数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杂糅在一起，想要有所建树的前提就是博闻强识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例如孟德尔。

他出身教会，教学和科研态度严谨踏实，从哲学数学到地质学化学无不精通，他敏锐地从达尔文进化论中察觉到了自己研究方向的非凡意义，我入学那一年正是他守着他的那株豌豆的第12年。

在我入学第二年，孟德尔开始撰写他的遗传性状论文，他曾经捧着我的脸说，“小达尔文你的眼睛和你的父亲一模一样，如果我没猜错，你的家族里一定有至少一半的父辈有这样漂亮的蓝眼睛。”我那时那没有能力读得懂他那复杂又精妙的实验记录，于是我在孟德尔的指导下又去专门修了统计学和数学。

1795年，我考入了亚历山大皇家科学院，彼时一战刚刚结束8年，我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虽然失去了全北半球最好的贸易港口圣卡洛斯，但还是靠着东南和西南的贸易城市重新主导了苏伊士运河。

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多变化，世界第一次大战中惨烈的战役大多发生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饱受战争破坏的西大陆失去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反而被另一大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殖民国家【阿曼非卡】渐渐赶超。

正在埋头学习遗传学的我其实并不关注这些时事政治，但是我同寝室的室友费里尼是学经济的，他的父亲是内阁大臣和外交官，费里尼与我在一起时的交谈内容除了赛马和恋爱，就是他从家里会客厅听来的这些机密要闻。

1796年的秋天，我在给解剖学教授做完演讲助理回到寝室，那天是星期三赛马日，但是我推开门却发现费里尼坐在我们寝室中间那把小沙发上。

“杰米，你怎么在这？你终于认识到赌博的害处了吗？”我将围巾搭在衣架上打趣他，但是平时表达欲极强的费里尼却没有反击。

我觉得有些不对，观察着他的脸色，费里尼个子不高，有一头保养得很好的棕色鬈发，虽然不近视但是带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值正午，日光照进寝室，费里尼抬起脸，神情严肃，他望着我：“达尔文你有买股票吗？”

“你知道的，我又不买车，我不玩股票。”

“你的叔叔呢？”

我有些奇怪，毕竟费里尼这样的阔公子从来不关注我的家庭财产，我这时开始怀疑他欠债去赛马了，“我叔叔在安德森堡的港口会做一些期货和债券，是交给当地商会负责的，他和我说过家里的田产在银行做抵押，每年就能套出流动资金。”

说着，我也坐了下来，看着沉默的好友：“杰米，你赛马输了多少钱？刚刚学院的奖学金下来了，我手里还是有一些钱的。”

费里尼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语气急切：“快，现在就去拍电报，不，去电话局打电话给你叔叔，让他把债券抛出去！说不定还来得及！”

我知道他一定是又从他们家的会客厅听到了什么，但是我实在是想象不到内阁大臣的会议能和远在费里克郡的小贵族有什么关系，神色不安的费里尼却不再说什么直接拽着我往外面跑去。

秋日天高气爽，费里尼和我一前一后狂奔在亚历山大的街道上，我每次开口大声对费里尼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费里尼就像一头矫健的驼鹿头也不回地向前跑着。

离大学两个街道就有一个电话局，紧挨着帝国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是全国最富有的人进进出出的地方。

我现在都记得电话局里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接线员小姐将电话筒递给我时，墙上的时钟正好指向下午一点三十分，费里尼看上去在极力忍耐焦急，他示意我拿起电话筒，我刚放到耳边，就听到一声类似猫叫的细长的尖叫声，随后就是砰的一声巨响，所有人都朝窗外看去。

一个人砸在马路边停放的杰克牌汽车上。

那天实在是太混乱了，银行街涌进无数人，就像突然爆发的蝗虫潮，我和费里尼蹲在电话局外的巷子的一角，最终等到夜幕降临，两个人才挣扎着挤了出去。

十分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书将这一天称为“亚历山大经济大爆炸”，作为圣卡洛斯大爆炸的对照。但实际上经济大危机的源头并不是克纳克尔，而是阿曼非卡。

正如前文所说，【阿曼非卡】是梅姆米洲的一个新生殖民国家，建国只有两百多年，几乎控制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港口和海湾，在一战时靠着军火生意快速崛起，并在战后成为了世界经济中心。

【克纳克尔】只不过是成为了经济大危机通往西大陆的跳板，那一天起几乎整片大陆上的工厂都停止了转动，银行如同骨诺米牌一样纷纷倒闭，无家可归的穷人一瞬间挤满了街头，学校也无法支付教授们的薪水，因为学校董事接连破产。

我和费里尼误打误撞站在爆炸中心见证了崩溃的开始一刻——下午开盘一分钟内变成穷光蛋的杰克牌汽车总经理从证券大楼天台一跃而下，砸在了电话局门口的杰克牌汽车上。

而远在费里克郡的辛克莱家族失去了所有的田产，在空荡荡的红房子里迎来了第三个孩子——安德烈堂弟的出生。经济大萧条后的第三个月，艾希礼叔叔没有再给我汇生活费，我托可靠的同乡将奖学金夹在书里交给叔叔一家——幸亏我还没来得及存入银行，整个克纳克尔几乎没有一家可以汇款的银行了。

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靠半个黑面包度日，饿得看文献时字母像是蚂蚁在爬，每个星期和学长学弟一起去孟德尔教授家里吃一顿晚饭——一顿吃完老师半个星期的薪水。我开始想方设法的赚钱，但是全克纳克尔，不，全西大陆的钱都消失不见了，听说罗昂公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市中心都盖起了贫民的窝棚。

第二年春天，家里寄来一封信，莫妮卡得了猩红热，艾希礼叔叔抱着她去安德堡的医院治疗，因此山穷水尽的辛克莱家族即将失去最后的财产，也就是那所有四百年历史的漂亮红房子。

1797年3月7日，我从皇家科学院退学，同时递交了海外殖民地军队的入伍申请，随后成为了前往中洲小国【安歇克】公国的执行连队里的一名二等兵。

作为高学历的旧贵族子弟，克纳克尔给我发了一笔足有800磅的津贴，我将其寄给了艾希礼叔叔，然后就坐着东行的火车离开了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