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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犟劲儿去文化圈找 能留名千古的都是有个性的 金圣叹 大明最后一个狂士死于顺治十八年（第2页）

可见，对于时运不济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自负”和“沉屈”的感慨，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最后一次游戏科举考场被除名后，金圣叹曾笑着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

人家就问他，什么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释说，“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说的；“忙闲皆是自由身”，这是司空图说的；“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说的；“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说的；“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说的。

展示完他搜索引擎般强大的记忆力后，他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但从他特意检索出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大致也可以拼贴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实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无荣无辱、诗酒自娱、珍惜自由的人。

说到底，金圣叹是有圣人情结的。他虽然推崇，却不想学陶渊明做个隐者，否则他就没必要做出那么多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关注的举动，他也不会因为有才不见用而深感郁闷沉屈。

他原本可以过得更简单，更快乐，而不仅只是在文字里意**“不亦快哉”的种种快感。

3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甘心空抱才华而无所用于世，又不愿意为了博取功名而放弃底线，牺牲自由，最终只好牺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赶上晚明嬉笑怒骂、歌哭无端，人皆不以为意的时代，或许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政治、民族矛盾取代个性解放的潮流，成为社会的风向标。金圣叹的江南才子气质，一下子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

时代挤压了才子的生存空间，金圣叹感觉到疼痛，终其一生，却可能连痛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无忌，到头来落落寡欢，成为时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他还在世的时候，同郡的名士归庄就曾公开说，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所作所为，恨不得将他掐死。归庄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后来对“哭庙案”中被害的17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

尤侗，一个暗自以金圣叹为模仿对象的才子，在公开场合却不断诋毁他，骂他“狂放不羁”。他显然更懂得与时代妥协。

更多人站出来，骂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个人的思想若与时代错位，领先时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时人看来，金圣叹的罪大恶极是为《水浒传》《西厢记》等诲**诲盗的“邪书”唱赞歌。他们编排段子，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导致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西厢记》，导致人头落地，这都是报应啊。

其实，金圣叹的个性，很多是跟前辈李贽学的。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的推崇，也是延续了冯梦龙等人的识见。但他生前死后所受到的毁谤，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前辈少。

金圣叹多次无奈地说：“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只要我一说话，甭管说啥，人家就先诽谤一通；只要我的书一出来，甭管写啥，人家也是一顿痛毁。

从这一点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较之前反而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数人，比如徐增，才透过金圣叹坚硬的躯壳，看到了他的可爱与温情。

在徐增的眼里，金圣叹有着随和的性格，可爱的脾气。他说：“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

这样的金圣叹，很会与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顺从别人的爱好与个性。与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离经叛道，判若两人。

难怪徐增说金圣叹是“魔”的话，那他愿意为他“着魔”。

4

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金圣叹给人的幽默感，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气与勇气，但有多少人懂得，这仅仅是他骨子里的沉痛。

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金圣叹大展宏图的机会。

在他37岁壮年之时，大明亡了。

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要站队。有的人，比如顾炎武、归庄，至死不与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变换头脸，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杀同胞，献上投名状。

不管是否愿意，金圣叹也要做出选择。

他在明朝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除了有点儿名气，其他一概全无。而这名气，一大半还是骂名。

但他还是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未曾因为现实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对战争感到厌恶，因为战争的残暴而对清人缺少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