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评论唐人郑谷的诗时说,“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又评吴融的诗句“咸阳久已变荒原”时说,“所谓劫火终讫,乾坤洞然,虽复以四大海水为眼泪,已不能尽哭”。
一个自负的文学评论家,时常带着哭腔,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
在满目兵戈之际,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写诗说:“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本当欢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泪,那是多么沉痛的岁月。
清人入关这段岁月,显然是他很不好的记忆。他后来说,他的记忆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时光,壮年这一段,好像遗失了,不知道丢在哪里,想找都找不回来。
他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死前一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朋友邵点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53岁的金圣叹登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
紧接着文思如泉涌,写下了《春感八首》,甚为得意地自夸:“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甚至在诗中幻想,自己去做吕尚、诸葛亮那样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为金圣叹的这次狂喜,说他“丑态毕露”,丧失民族气节,老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我倒觉得,这是金圣叹真性情的体现。他一生主张、贯彻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只擅于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在此时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里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负大才,却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还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声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难求,这么位高权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热泪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况,金圣叹连抱大腿都来不及,他的命运很快就翻转直下。这阵狂喜,终究只是他内心的一段小插曲。
5
一年后,这个终生怀才不遇又满是幻想的穷秀才,再次见识了人生的黑色,一点儿也不幽默。
欣赏他的顺治帝,竟然驾崩了。
皇帝之死,对金圣叹来说,就像之前捡到一张彩票,一对开奖号码,还是特等奖,欣喜若狂来不及兑奖,又掉到水里,泡汤了。
梦醒的时候,才是最残酷的时候。
说起来,金圣叹之死,与顺治之死也有一些勾连。“哭庙案”的发生背景,正是吴县诸生在追悼顺治帝的仪式上,要求撤换鱼肉乡民的新县令任维初。
多种证据表明,金圣叹并未参与“哭庙”,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单内。
不过,“哭庙案”次日,出于正义感的金圣叹写了一篇名为《十弗见》的杂文,声援诸生的抗议活动。这才被牵连进去。
他有一段时间担心被捕,藏匿了起来。两个多月后,他还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圣叹等人原本罪不该死,但是经手办案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害怕被牵进知县贪污案脱不了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办成了谋逆案。
办案官员要求,“谋逆案”的首犯必须要有相当的名气。金圣叹于是首当其冲。
恰好此时,朝廷指派的满族大臣正在江南调查并处理江南士绅投奔郑成功事件,金圣叹和其他17名诸生成了高压政策的牺牲品。
一生追逐名声,到头来反为名声所累。金圣叹的人生,总是跌落得让人唏嘘。
而这一切,他本人或许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临刑前,他还大惑不解:“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金圣叹被斩首,死于莫须有的“叛逆罪”。这一年,他54岁。
曾给他带来好消息的友人邵点,后来解释过金圣叹的罹祸。他说,金圣叹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警示说,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不可说《古诗十九首》。金圣叹毕生引以为戒,但后来醉酒中纵谈“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终成绝笔。
这种解释,早年热衷扶乩降神的金圣叹,若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有些时代,可以诞生金圣叹,却不配拥有金圣叹。
他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应了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辈子落魄,半辈子被骂,金圣叹终于没有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才是他最应获得尊敬的原因。
金圣叹死后,“康雍乾盛世”来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发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纪晓岚、刘墉、袁枚,那些个时代的才子们,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油腻,不狂傲、不狂喜,但也无个性、无底线。
那样的盛世,如骂金圣叹者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