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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科举这一届无可匹敌（第2页）

嘉祐二年，榜上有名者，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算亲戚关系，还是二程的表叔。叔侄关系很不错。

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道，叔侄俩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程颢豪言，古往今来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

人生在世，总得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张载没想挣一个亿，却留下万古流芳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说这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

可惜，宋代以后，作为官学的理学逐渐变得压抑变态，以至于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二程和张载等人的理想彻底跑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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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说到底是选官制度，嘉祐二年涌现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政坛精英。

从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在位时（1085—1100年）的元祐更化、绍圣绍述，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新党中有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间派及旧党中则有苏轼、苏辙、程颢等。双方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甚至各自党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执掌政权，主持变法。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吕是位好下属。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11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变法，事无巨细，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吕一份。可是，吕惠卿这人不厚道。

王安石还在前线振臂高呼：“兄弟们，上啊！”回头一看，自家人都在互撕。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熙宁三年（1070年），吕惠卿因父丧离职，曾布暂代，他改定了募役法。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

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和曾布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市易法是为抑制兼并、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执行机构。

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曾布不得要领，指出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官吏到各地购买货物，禁止商人先交易，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

吕惠卿趁机利用曾布这直性子，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这是新党内部第一次分裂。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舆论，第一次罢相。

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瞬间自我膨胀，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执掌朝政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政敌。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吕惠卿上台后，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没过多久，王安国就病死了。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党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建议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了。

王安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忘恩负义，真的会遭报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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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极具代表性。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章惇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当场就不爽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两年后，从头再来，又一次考中。社会我章哥，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