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举,这一届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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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那年,文坛大咖欧阳修,受命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正是春寒料峭时,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满怀希望,进京赶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那是当时千万读书人毕生所愿。
这一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看似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一年。
从当年正月初六,欧阳修权知贡举,到三月初五,奏名进士,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
一甲三名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都不认识?没关系。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这一年科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
其中,苏轼与苏辙是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进京的。
老苏很励志,年少时读不下书,四处交游,快意任侠。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27岁始,苏洵发奋求学,曾连续六七年宅在家,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并立志,学业未成,绝不提笔写作。
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算晚,大器晚成的苏洵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开创蜀学。有些遗憾的是,苏洵一生都没考中过进士。
希望就落在孩子们身上了。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相当于明清时的会试),一举成功。
苏轼、苏辙考中时这年纪是什么概念呢?
可说是天纵之才。
要知道,清代的才子蒲松龄一生考了许多次乡试,一直到70岁,连个举人都没考到,更别说进士了。当然,也正是因为屡试不第,蒲先生才有机会为我们留下一部名著。
苏轼与苏辙的成功,有一定原因是搭了当时古文运动的便车。
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等文体,其中,西昆体矫揉造作,太学体险怪艰涩,都是文坛毒瘤,却受到广泛推崇。
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看不下去了,想趁这次科举好好整治不正文风。评策论的考卷时,欧阳修的好友,同时也是考官之一的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独到,行文不落俗套,让人叹为观止。
欧阳修一看,确实不得了,策论第一舍他其谁,又转念一想,这该不会是老夫的弟子,曾巩所作吧?为了避嫌,欧阳修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到名次揭晓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竟出自苏轼之手。
欧阳修心悦诚服。
只是,苏轼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实在想不起出自何处,对此耿耿于怀。
后来,欧阳修当面问起苏轼。苏轼说,那是我编的啊!
有才的人叫创作,无才的人那叫瞎编。
欧阳修还是不住给苏轼点赞,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宋仁宗在读过苏轼兄弟俩的文章后,那叫一个激动,当即表示:“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后世也都领会苏东坡的旷世才情,直至今天,中小学教材中要求“背诵并默写”的,除了李、杜的诗,最多的就是苏轼的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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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会错把苏轼的文章认成是曾巩的,是因为他对曾巩这位得意门生相当看重。唐宋八大家中,最没存在感的,曾巩要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可在宋人眼中,曾巩可一点儿都不打酱油。在文学上,他主张遵经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经世,是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
自打年轻时,曾巩就是欧阳修的粉丝,常以欧阳修为表率,“言由公诲,行由公率”。这才是追星的正确姿势。
年轻的曾巩鼓起勇气,给偶像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自己写的《时务策》。
欧阳修毕竟是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伯乐,史书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看到曾巩的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
可惜,曾巩这人时运不济,他擅长写文章,但应试能力太菜了,一直被埋没。于是,欧阳修撰文为这位粉丝叫屈,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赞扬了曾巩一番,还顺便把当时的选官制度批判了一下。欧阳修说,不是你的错,全是考官的责任。由此可见曾巩的才气。
在欧阳修的鼓励下,曾巩锲而不舍,终于在嘉祐二年高中。
这一年科举,北宋古文运动旗开得胜。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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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
曾巩潜心治学,在政治上鲜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样,他踏入政坛如鱼得水,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新党的得力干将。这人脾气犟,为人刚直,倒是和他上司王安石很像,被梁启超评价为“千古骨鲠之士”。
打虎亲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不过,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其中,程颢也是嘉祐二年进士,而程颐虽然名声在外,但和苏洵一样,一生都没考中进士。
兄弟俩师承濂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洛学。而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程颢。兄弟俩可说是引导了中国以后几百年思想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