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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三个苦命的外交官 湖南人广东人和浙江人（第2页）

但郭嵩焘并不开心。他有官场洁癖，与两广总督瑞麟形同水火，督抚矛盾不可调和。加上这时期，多年好友左宗棠也与他在清剿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战功划分等问题上相互攻击，几乎反目。

早在郭嵩焘任翰林院编修时，左宗棠被人告状，命悬一线，郭嵩焘恳请大理寺卿潘祖荫出面营救，潘祖荫在奏折中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次，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却给朝廷连上四封奏疏，批评广东军务失误，并归因于郭嵩焘“迹近负气”。左宗棠还暗示郭嵩焘有贪污行为，素来以廉洁自诩的郭嵩焘哪里受得了如此指控？

那时候，左宗棠屡立军功，是当朝红人。他的这波操作下来，郭嵩焘只得黯然离职。多年后，左宗棠病逝，郭嵩焘闻讯，挥笔写了一副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亲友们觉得太意气了，他才重新写了一副。这是后话。

1866年，郭嵩焘理想幻灭，回湖南教书，著书立说。这次蛰居，长达八年。在这八年中，政界翻天覆地，很多事已经跟郭嵩焘无关，但有些事值得记上一笔。

1867年至1870年，清廷向西方世界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但带队的是美国人蒲安臣。这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即便如此，使团出发前仍旧阻力重重，士林领袖、帝师倭仁说起西方文明：“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这代表了当时东方人普遍的傲慢与偏见。

不过，年轻一代开始崭露头角。许景澄少年家贫，却勤奋过人，始终没有中断学业，1868年考中进士，时年仅23岁，可谓少年成名，光耀门楣。同科状元是苏州人洪钧，日后亦驰骋于晚清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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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八年后，重获启用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远超同时代人。当时，政要掀起一场如何兴办洋务的大讨论。讨论范围基本围绕练兵、造船、筹饷等层面进行，丁日昌说，我们要建一支近代化海军，沿江沿海督抚大员纷纷点赞。

郭嵩焘却递交了一个立场不太一样的条陈：“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意思是，我们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还要从根本的制度层面看到西方的优点。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这可惹毛了势力强大的保守派，从此以后，郭嵩焘因为洋务五次被人弹劾，他的思想问题始终是罪状之一。

日后的外交人才张荫桓和许景澄，此时并未达到前辈郭嵩焘的认识高度，但他们两个各有特点。

张荫桓在实践中操练与洋人打交道的技艺，得到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极力推举，说他“生长海隅，熟悉洋务”。

后来，在济南处理一起涉外纠纷时，张荫桓对态度倨傲的传教士拍案而起，指出美国无权在中国指指点点，还借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被刺一事调侃，说你们连自己国内的刺客都搞不定，好意思到中国唧唧歪歪？

张荫桓因此被控告轻蔑无礼，清政府被迫妥协，将他调任到安徽平息争端。加上此前协助李鸿章对英谈判赢得赏识，张荫桓树立起了对付洋人有一套的口碑。

在翰林院清闲的日子里，许景澄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翰林词臣。他恶补知识体系，靠勤奋读书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有次，为了买一本介绍新疆的书，许景澄从微薄的薪俸中每月存一两吊钱，存了几个月才终于买到手。这时，他已经明白，今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

思想超越时代的人，终将被时代吞噬。他们慢慢会体会到这一悲剧性的论断。

4

1876年十二月，郭嵩焘一行人在大雨中上船，向着茫茫大海进发。目的地，伦敦。

当保守派知道清政府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时，他们心怀不满，却又巧妙地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了郭嵩焘身上。

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甚至发起游行抗议。“汉奸”“贰臣”的骂声，不绝于耳。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他，对他多方慰藉。李鸿章也给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郭嵩焘这才重燃出使信心。在日记中，他**心扉：时局艰难，不忍坐视不管，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国，郭嵩焘以60高龄，苦学英语，还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状况。

人家日盛一日，祖国却踟蹰不前，郭嵩焘内心焦急又烦闷。当看到日本人成群结队在英国学习修造铁甲船，而且个个精通英语时，他不得不发出“中国不如远矣”的哀叹，似乎已经早早预见了甲午之战的结局。他真心礼赞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军事武器30年可以学有成果，工业制造50年基本可以学会，而普及教育，却需要100年，培养新人才，又需要100年，真正使国家振兴，更需要100年。他的思想已经超越清朝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

同僚都劝郭嵩焘装睡，以明哲保身。但他还是决定飞蛾扑火，他说：“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在那个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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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把他的出使见闻，用日记的形式通通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清朝虚骄的官员群体，没有被他叙述的真相刺痛，却被他的真话激怒了。

一时间，朝野保守派对郭嵩焘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在场审判。有人骂他已中“洋毒”，有人说他“有贰心于英国”。

恰在此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在偷偷搜集他的“罪证”，向朝廷打小报告。最终，关于郭嵩焘的“十宗罪”传回国内，连学洋人用洋伞、披洋服、捧戏单、以指击案，都成了罪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锡鸿原本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认识的得力助手，现在却成了郭嵩焘终生最为痛恨的人，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