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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 你能占多少地就给你多少地（第2页）

以时间来区分，湖广填四川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此时期清廷虽然占领四川，但不久就发生三藩之乱，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阶段，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长达112年。这期间，由于清廷官方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热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阶段，则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间（1862—1874年）终止。此时期，四川爆发“白莲教起义”，再度发生内乱，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尽，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际，中国进入了第四个灾害群发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地少人多，于是在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个清朝时期共有20多万人选择了移民四川。

当时，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后，整个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体移民四川，并落户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原籍福建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时年40岁的徐美周，带着28岁的妻子韩氏，用一个箩兜，一头挑着六岁的儿子，一头挑着仅有六个月大的女儿，就这样靠着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并落户在了今天的重庆市大足区。

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第二条是由川北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第三条是由贵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由陕西一带入川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二条；贵州本省，以及广东、湖南等相对靠近贵州地区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三条。

远离故乡的路，并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来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记载了他们“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最终从湖南零陵经长江水路，抵达四川简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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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险者和苦难者开拓的。

康熙年间，已经50多岁的广东连平人谢子越，听说四川经过长期战乱后“土旷人稀”，毅然认定这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

原籍广东长乐（五华）的教书先生范端雅，则因为饥荒走到了四川。雍正年间，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面对当时家乡“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私塾先生愤然而起说：“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于是，在饥荒和冒险主义的驱动下，范端雅最终带着五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并落户在四川叙永。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例如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则最快也要三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为了移民四川，不惜变卖家产、倾尽家财出行。

雍正四年（1726年），来自广东兴宁的廖奕珍，就将全部家产变卖后，取得现金120多两银子“入川”，当时，廖奕珍带着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三个儿子随行，当他们一家五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荣昌县西街歇息时，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为了冒险到四川寻找幸福生活，来自广东长乐（五华）的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启程入川，当走到湖南浏阳时，钟宏予已经是身无分文。钟宏予只得带着三个儿子留居在湖南浏阳，靠着砍柴卖柴为生，经过“奋力斩棘披荆，樵采三年，珠积寸累”，才终于攒了100多两银子。于是，雍正元年（1723年），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再次出发，最终历时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

来自广东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当步行到半路时，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当时，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小，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弟弟都给卖掉来换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

于是，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陈氏的首饰全部卖掉“以资前行”，最终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来，他们落户在四川简阳，并以租田耕耘谋生。

蜀道难行，蜿蜒崎岖，却也彰显情义。

康熙年间，来自湖南安化的谌安仕，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兜，将两个年幼的弟弟谌安忠、谌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台县景福镇。20多年后，弟弟谌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后裔为了纪念伯祖谌安仕疼爱弟弟们的情义，特地在景福镇建了一所“笃祜祠”来纪念谌安仕，这座祠堂有一副对联，联文写的是：

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

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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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川路上，虎患也是严峻的考验。

康熙十年（1671年），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就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