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经常在游记里把自己描写成离经叛道的怪杰,但他与徐霞客的距离,至少差了一个王士性。
这三人,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游达人,但除了晚辈徐霞客,其他两人都有编制。他们的旅游,在当时被称为“宦游”,就是借着外地做官或公务考察之机,顺便旅游。
徐霞客不一样。他是个字面意义上的“无业游民”,为了旅游而旅游。或者说,他的职业就是旅游,他的人生就是旅游,为旅游而活,活着为了旅游。这样的职业旅行家,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比其他任何旅游者走得更远,也更专业,更卖命。清朝文人潘耒评价他说:“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徐霞客途穷不忧,行误不悔,多次遇盗,几度绝粮,但仍孜孜不倦去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领域,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他摆脱了视游山玩水为陶冶情操之道的传统模式,赋予了旅游更具科学探索与冒险精神的内涵。他征服过的地方,往往是渔人樵夫都很少抵达的荒郊,或是猿猴飞鸟深藏其中的山壑。
他白天旅行探险,晚上伏案写作,有时甚至就着破壁枯树,燃脂拾穗,走笔为记。他以客观严谨的态度,每天忠实记录下当天的行走路线,沿途所见的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以及他的心得体会。
关键是,他写游记压根儿不是为了发表。早期是写给母亲看,让母亲可以“卧游”,对儿子走过的名山大川如身临其境。后来,写着写着,写成了习惯,或许就把写日记当成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而已。他生前并未发表任何游记。死后他的朋友替他整理日记文稿,但很多内容已经散佚了。
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功利心,也没想什么实用价值。也正因此,他才不会变得短视,而使得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散发着理性的光辉。相比之下,那些斤斤计较于当下的人和事,则早已沦为历史的尘埃。
很多人喜欢拿徐霞客和陶渊明做比较,因为他们都绝迹官场、不计功名、钟情山水。但我认为,徐霞客跟陶渊明完全不一样。
徐霞客的经历与选择,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隐居守节处世模式,标志着一种新人生观的养成。他开辟了另一种人生行走的模式,将超脱世俗的路子指向了务实求真的具有科学曙光的方向,避免自己成为陶渊明的复制品。
而陶渊明的隐居,是先秦历史典故中早就建构起来的传统。陶并没有任何独创性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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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徐霞客这样的怪咖,我们几乎无法做出合乎社会规范的评价。不管是晚明的规范,还是现在的规范,似乎都容纳不了这样一个人。
我们现在把徐霞客捧得那么高,其实无非看中了人家游记中体现的科学精神。但这个东西,徐霞客本人并不在乎。他的游记流传下来,本身就带有偶然性。
如果他的游记失传了,我们还会把他捧得这么高吗?我想,肯定不会。
我们会说他不求上进啦,荒废时光啦,社会寄生虫啦……总之,有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否定他。
然而,人家的游记没有失传,上面的理由就自动靠边站了。
清代纪晓岚评价徐霞客时,显然遇到了类似困境。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给予《徐霞客游记》以较高的评价,说“其书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可补充地理之学”。但他对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并不赞赏,所以对徐霞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揣测和批评,说徐霞客“耽奇嗜僻,刻意远游”。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就是说,徐霞客性情怪僻,惯于标新立异,处心积虑地游走他方并沉溺于其中,有沽名钓誉之嫌。
这种调调很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你的行为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是可疑的。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质疑有钱人的慷慨,你为什么捐这么多钱,不就是图个名声吗?我们质疑没钱人的苦难,你为什么表演贫穷,不就是想获取爱心款吗?……
我们质疑商人,质疑明星,质疑老人,质疑小孩,质疑一切。质疑到最后,无非就是被标准答案限制了想象力。
在一个功利的社会,做什么事,都要追寻一下意义。而且,意义的定义权,牢牢把控在评价者手里,不能掌握在当事人手里。
徐霞客觉得他的活法很有意义。对不起,我们集体觉得你没意义,你就没意义。
攀登珠峰者觉得他们的冒险很有意义。没有用,我们集体无法理解你的意义,你就没意义。
总有一些超越世俗的无意义的事情,总有一种纯粹的内心需求,孤悬着,没人理解。哪怕极少数人走出暗室,看到了阳光,大多数人也不会认为阳光下就比暗室里温暖。
因为,他们已经逾越标准答案的范畴,相当于自行答题,不是零分是什么?
人生的标准化是从标准答案开始的。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事,这些都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对照标准答案作答。
徐霞客,偏题了,只能被归入“千古奇人”。这可能是赞赏,但更多表达的是不认同,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们从来意**的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而你从来就是“身体和灵魂两个都在路上”。这是以你的特立独行在反讽我们的行尸走肉吗?你呀,真够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