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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1章 雨夜调令（第2页）

“报社？”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什么，“你要去报社了？”

“嗯。下周一报到。”

素琴手里的韭菜掉进盆里，溅起几滴水珠。那些水珠在空中缓缓上升，悬浮了片刻，才落回盆中，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她抓住叶葆启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透过布料嵌进皮肤，留下五个半月形的白印——那些白印很久才慢慢泛红。

“好啊！”她说，声音开始发抖，“葆启，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

小舟抬起头，铅笔还咬在嘴里。铅笔芯在牙齿间留下黑色的痕迹，像一个小小的刺青。“爸爸要去哪儿？”

“去报社，当记者。”素琴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那两簇火苗在她眼中跃动，映得整个脸庞发亮，“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全市人都能看见。”

小舟眨眨眼，吐掉铅笔：“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样？”

“比那个还好。”叶葆启摸摸儿子的头。孩子的头发柔软，在指尖的触感像新生的蚕丝，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小灵通漫游的是未来，爸爸要写的是现在。”

那晚他们吃了韭菜盒子。素琴多放了个鸡蛋，打蛋时，蛋黄落在碗里，圆润饱满，在灯光下像一个小小的太阳。面皮在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油烟升腾，在天花板上凝结成一层薄薄的、闪着油光的云。叶葆启吃得很慢，咀嚼时能听见韭菜纤维断裂的细微声响，清脆，密集，像远方的雨声。

饭后，他找出那本塑料皮笔记本。塑料皮已经发黄变脆，边缘卷曲，摸着像干燥的蝉翼。翻到最后一页，蓝色的圆珠笔字迹记录着他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标题、日期、稿费数额。字迹工整，每个数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像在供奉什么神圣的账目。最多的一笔就是《8路司机回师傅的十五年》，十五块。那天老回请客，包子热气把食堂窗户都蒙白了，大家在白雾里吃着，笑着，老回的脸在蒸汽中若隐若现，像一尊正在融化的蜡像。

他在新的一页写下：“1992年10月12日，调往《内海都市报》群工部。”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聚成一个小小的圆点，那圆点慢慢洇开，边缘长出细密的绒毛，像一颗黑色的种子。他又加了一句：“新的开始。”写完这四个字，笔尖突然一轻，仿佛卸下了什么重负。

躺下时已经十一点。雨停了，月亮从云缝中钻出来，月光透过窗户，在墙上投下窗棂的影子。那些影子不是静止的——它们在缓慢地移动、变形，一会儿像栅栏，一会儿像牢笼，一会儿又散开，变成一片晃动的光斑。素琴背对着他，肩膀轻轻抽动。叶葆启知道她在哭，但他听见的哭声很奇怪，不是呜咽，而是像瓷器碎裂的细微声响，清脆，连续，叮叮当当。

“哭什么？”他轻声问。

“高兴。”素琴转过身，脸上果然没有泪痕，只有眼角闪着细碎的光，像撒了一层碾碎的玻璃粉，“葆启，你有本事，不该在公交公司窝一辈子。去了报社，好好干。”

“我脾气直，怕得罪人。”

“那就得罪。”素琴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心很暖，暖意顺着手臂往上蔓延，一直传到心口，把那里的一小片寒冷融化，“写文章的人，骨头不硬写不出好东西。你记着，咱们不害人，不怕事。该写的就写，该说的就说。要是写出来的字能在纸上站起来，走出去，那才叫真本事。”

叶葆启嗯了一声。窗外传来猫叫声，悠长，凄厉，一声接一声，像在呼唤什么永远等不到的回应。他想起父亲——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转业后在国棉厂当保卫科长。父亲话不多，但常说：“做人要正，做事要实。”说这话时，父亲总是望着远方，目光穿过工厂的围墙、穿过城市的屋顶、穿过时间的帷幕，看向某个叶葆启永远看不见的地方。父亲去世那年，他十九岁，攥着父亲冰凉的手，那只手曾经握过枪，握过锄头，最后握成了永恒的僵硬。在最后的时刻，父亲的手突然动了一下，食指在他掌心划了三道——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一个“川”字，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川”字。

现在机会来了。像石缝里突然长出的蘑菇，潮湿，新鲜，带着泥土和腐殖质的气息，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撑开菌盖。

周一早晨，叶葆启穿上最好的衣服——一件深蓝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折痕锋利得能割破手指。素琴给他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蛋黄圆润，蛋白凝实，在清汤里微微晃动，像两枚沉在水底的月亮。“吃饱了，精神。”她说，往面里撒了一小把葱花。葱花在热汤里舒展，散发出辛辣的香气，那香气钻进鼻腔，直冲脑门，让他整个人清醒过来。

《内海都市报》社在解放北路，一栋五层红砖楼。楼有些年头了，红砖表面布满雨痕，像老人脸上的泪沟。砖缝里长着暗绿色的苔藓，那些苔藓在晨光中泛着湿漉漉的光，仿佛整栋楼都在缓慢地呼吸。叶葆启在门口站了两分钟，看着人们进进出出。男的夹着公文包，脚步匆匆，包里的钢笔和钥匙碰撞，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女的穿着各式衣服，裙摆飞扬，高跟鞋敲击地面，哒哒哒，像在给城市的心跳打拍子。他们都带着一股劲儿——那是知道自己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的劲儿。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去。门厅里弥漫着油墨和纸张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氨水味——那是印刷机清洗液的气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厚重，沉稳，像陈年的酒。

门卫是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报纸举得很近，几乎贴在鼻尖上，他的眼睛在镜片后眯成两条细缝，瞳孔里倒映着密密麻麻的铅字。“找谁？”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木头。

“报到。群工部。”

老大爷从眼镜上方瞅他一眼，目光锐利，仿佛要把他从里到外透视一遍。“三楼，右拐最里头。”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那层楼的木地板会说话，走路轻点，别吵醒它们。”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响。叶葆启放轻脚步，但木板还是在他脚下发出呻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那种慵懒的、刚刚醒来的哼哼声。三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办公室，门开着，能看见伏案写字的人，听见打字机的哒哒声。那声音密集而坚定，像无数只勤劳的昆虫在啃食时间的树叶。空气里的烟味更浓了，不是“大前门”，是更好的烟，那种烟味里带着思考的气息，辛辣中有一丝回甘。

群工部的门牌是块小木牌，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墨迹深深吃进木头纹理里，像刻上去的。他敲了敲门。

“进。”

推开门，屋里六张桌子，坐了五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靠窗的桌子后站起来，中等个子，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每一根都服服帖帖地待在它该在的位置。他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透过镜片看他的眼睛，会发现那眼睛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圈，像两汪深潭。

“你是叶葆启？”

“是。”

“我是陈秉烛，群工部主任。”男人伸出手，“欢迎。”

手很有力，握上去时能感觉到对方掌心的硬茧——那不是干粗活留下的茧，而是常年握笔磨出的茧，位置在食指第一节和中指侧边，形状规则，像两枚小小的勋章。叶葆启自己的手上也有，但没这么厚实。

陈秉烛向其他人介绍：“新同事叶葆启，从公交公司调来的。葆启，这位是解平生，这位是孙荣显，这位是赵宛芳，这位是曹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