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整,门开了。陈秉烛裹着一身寒气进来,手里塑料袋窸窣作响,透出煎饼果子的油香。
“听说你夜里出去了?”陈秉烛递过一个煎饼果子,油纸烫手。
叶葆启把事情说了。陈秉烛慢慢吃着煎饼,咀嚼得很仔细,每一口都要嚼三十下。吃完最后一口,他才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葆启,你做得对。信是假的,但疼是真的。记者这行当,就是要在假象里挖真相,在谎言里听真话。”
“可我心里堵得慌。”
“正常。”陈秉烛点起一支烟,烟雾在晨光中盘旋上升,像一缕游魂,“这世道,真话要披着假皮才能活。咱们改变不了世道,但能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喊疼的人扶起来。”
七点,白班的同事陆续来了。叶葆启交班,推着自行车走进晨光里。
雨彻底停了,但天还阴着,云层低垂,像一块脏兮兮的棉被盖在城市上空。早市已经热闹起来,炸油条的香味混着污水沟的馊味,在空气里纠缠不休。自行车铃铛声、小贩叫卖声、婴儿啼哭声,各种声音搅拌在一起,熬成一锅滚烫的、黏稠的都市晨粥。
回到平安胡同,素琴正在晾衣服。院子里横七竖八拉了几道铁丝,挂满了床单、被罩、衣服。湿布料在风里沉重地摆动,往下滴着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坑。
“回来了?”素琴头也不回,用力拧着一件衬衫,水珠四溅,“锅里有豆浆,自己盛。”
叶葆启进屋。小舟已经醒了,正自己穿衣服,扣子扣错了位置,衣襟歪斜着,露出一截瘦小的肩膀。
“爸爸!”小舟跑过来,仰着脸,“你昨天抓坏人了吗?”
叶葆启蹲下身,把儿子的扣子解开,重新扣好:“没有坏人。爸爸是去……听人喊疼。”
喝了豆浆,吃了半个馒头,叶葆启躺到床上。身体很累,脑子却异常清醒。他闭上眼睛,就看见那封信在黑暗中漂浮,字迹发着幽蓝的光。然后信纸开始变大,变得像床单那么大,像屋顶那么大,最后整个天空都变成了横格纸,上面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市长”。
他做了个梦。
梦里他变成了市长,坐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窗户,墙上贴满了各种表格、图表、曲线图。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信,山一样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开始看信,一封接一封,都是老百姓写来的——下水道堵了,路灯坏了,孩子没学上了,老人看病难了……他拿起红笔批阅,写“已阅”“转办”“抓紧处理”。可信越批越多,越堆越高,最后轰然倒塌,把他埋在下面。他在信堆里挣扎,摸到的每一封信都在流血,黏稠的、温热的血,浸透了他的手指……
惊醒时,下午两点。阳光从窗帘缝隙挤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刺眼的白线。他浑身冷汗,手心湿漉漉的,真的像沾了血。
坐起来,发了很久的呆。然后下床,走到桌前,翻开采访本。本子已经用了大半,纸页边缘卷曲,沾着茶渍、油渍,还有一次采访时沾上的泥点。
他翻到新的一页,钢笔在纸上悬停了片刻,终于落下:
“1992年11月15日。收到‘市长来信’,实为百姓啼哭。连夜奔走,问题暂解。然心中无喜,唯有悲凉。
陈主任言:救一个是一个。此言悲壮,亦悲凉。
我不知答案。我只知今夜海东区十经路畔,或有老人得以安眠,或有孩童不再噩梦。此即意义,微如萤火,但终究是光。
我将继续守夜,继续接听,继续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穿行。直至某日,这‘市长来信’成为真正的历史笑话。”
合上本子,他走到院里。天不知何时放晴了,太阳明晃晃的,把湿衣服照得半透明。素琴晾的那条蓝格子床单在风里鼓荡,像一面奇怪的旗帜。
素琴从街道办回来,手里拿着一沓表格,脸上带着疲惫的笑。
“醒了?”她把表格扔在桌上,“统计流动人口,跟查户口似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而来……”
“小舟呢?”
“幼儿园。”素琴倒了杯水,一饮而尽,喉结急促滚动,“对了,早上海东区建设部门来人了,到街道办了解情况。我一听‘记者夜访’,就知道是你。”
“他们怎么说?”
“态度好得很,点头哈腰,还说要在街道设个联络点,专门处理施工扰民。”素琴坐下,盯着他看,“葆启,你脸色像张旧报纸。”
“没睡踏实。”
“不只是没睡踏实。”素琴伸手,掌心贴在他额头,那手掌粗糙温暖,带着肥皂和阳光的味道,“是心里有事,沉甸甸的,压得魂魄都矮了三寸。”
叶葆启便把那封信的细节说了,说那歪扭的字迹,说那作业本上的算术题,说工地上老头垂到颧骨的眼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