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到十经路,声音先传来了——那是一种沉闷的、持续的低吼,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尖锐嘶鸣。拐过路口,工地赫然出现:探照灯把夜空撕开一个惨白的口子,混凝土搅拌机像头钢铁巨兽蹲在中央,大口大口吞吐着灰色的泥浆。几个工人佝偻着身子在灯光下移动,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贴在围挡上,像皮影戏里扭曲的角色。
围挡上红布标语在风中猎猎作响:“大干一百天,旧貌换新颜”。每个字都有簸箕那么大,红得刺眼,像是用血写成的。
值班室窗户透出昏黄的光。一个老头趴在桌上睡觉,脸埋在臂弯里,只露出花白的后脑勺。叶葆启敲窗,老头猛地抬头——那张脸布满沟壑,眼袋垂到颧骨,眼睛里布满血丝,像两枚浸泡在药水里的标本。
“找谁?”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铁皮。
“师傅,这么晚还施工?”
“赶工期啊。”老头咧开嘴,露出稀疏的黄牙,“领导说了,月底不完,统统滚蛋。”
“附近居民没意见?”
老头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咋没意见?前天还有个老太太来,跪在地上磕头,说心脏病要犯了。”他顿了顿,“可咱有啥法?咱就是拉磨的驴,鞭子抽在谁身上,谁就得转。”
叶葆启站在工地边。搅拌机的轰鸣像无数根针,扎进耳膜,直抵脑仁。他想象这声音钻进居民的梦里,把梦境搅成灰色的泥浆。看看表,凌晨一点四十,正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
“不能停会儿?”
老头摇头,摇得很慢,像生锈的机器:“一分钟十块钱,我一个月才挣多少?”
叶葆启没再问。他走到自行车旁,从帆布包里掏出采访本。路灯的光昏黄黯淡,他几乎把眼睛贴在纸面上才能看清字迹。他记下:工地位置、机器数量、噪音估测、最近的居民楼距离——那栋楼就在工地对面,黑着灯,但有三扇窗户透着微弱的光,像三只失眠的眼睛。
骑车回报社。凌晨两点半,城市睡得正熟,只有他的自行车链条发出单调的咔嗒声,像是时间在一点点咬合。
回到记者站,炉火已经奄奄一息。他添了煤,看着黑色煤块慢慢变红,边缘泛起一层幽蓝的火苗,像有什么东西在煤里苏醒。
他开始打电话。
第一个打给建设部门。接电话的年轻人声音里还带着睡意,听说“记者”二字,立刻清醒了,声音拔高八度:“我马上联系!立刻!马上!”叶葆启听见电话那头椅子翻倒的声音。
第二个打给环保部门。值班的是个女同志,声音温和但疲惫。她详细询问了分贝估算、持续时长,最后叹了口气:“我们明天派人去测。但测了又能怎样?罚点款,停工两天,然后又开始了。”
第三个打给海东区总值班室。对方态度最好,记录了每一个细节,最后说:“谢谢您,记者同志。我们常接到投诉,但您是第一个深更半夜亲自去看的。”
挂了电话,凌晨三点十五分。屋里的温度回升了些,炉火正旺,铁皮炉子被烧得微微发红,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叶葆启重新拿起那封信。灯光下,信纸薄如蝉翼,背面的铅笔字迹透过来——“35+47=82”,那个对勾画得极其认真,起笔顿笔都有讲究。是个孩子,可能刚上三年级,做算术题时咬着铅笔头,眉头皱成疙瘩。
他又读了一遍信。“明天我看报”这五个字,每一笔都力透纸背,把纸划破了,露出底下粗糙的纤维。写信的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是真的相信,明天太阳升起时,问题就会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然后被解决。
他把信仔细叠好,放回信封,塞进抽屉最深处。抽屉里还有陈秉烛说的那三页“飞碟目击报告”,纸已经泛黄,边角卷曲。
打开值班本,他写道: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收到一封来信(落款‘市长’),反映海东区10经路施工扰民。经现场核实,搅拌机声如牛吼,探照灯亮如白昼,居民楼近在咫尺。已联系三部门,均承诺处理。”
笔尖在这里停顿。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圆点。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写:
“百姓需借市长之名,方能发声;需托记者之手,方能传话。此非正常社会之相,乃时代之暗疮。”
写完这句话,他感到一阵虚脱。不是累,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空荡荡的,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又一下,像在敲一口锈钟。
窗外天色开始变化。深黑褪成藏青,藏青又稀释成灰白,像有人往墨汁里一瓢一瓢加水。远处传来第一班公交车的引擎轰鸣,清洁工的大扫帚划过路面,沙——沙——沙,像巨兽在舔舐城市的伤口。
凌晨五点,电话响了。是海东区建设部门打来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但声音里多了几分轻松:“叶记者,工地停了!工头我们严肃批评了!保证以后晚上十点后绝对静音!”
“好。”
“该我们谢您。”年轻人顿了顿,“其实……那片区我姥姥家就住那儿。她七十多了,有心脏病,这两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
叶葆启握着话筒,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最后只说:“让老人家好好休息。”
挂了电话,他倒了杯开水。水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嘬,热气扑在脸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水汽还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