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平生想说话,叶葆启摇摇头。醉汉是沼泽,越挣扎陷得越深。
“您先喝口水。”叶葆启倒了杯凉白开。水在杯子里微微晃动,晃出细小的波纹。
醉汉不喝,开始长篇大论。说了一刻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被人打了,没看清是谁,你们要主持公道。但他的语言在酒精里泡过,变得肿胀而怪异:耳光的声音像“破锣”,打人的手像“鬼爪子”,路灯在他嘴里变成了“挂着人头的竹竿”。
叶葆启等他喊累了,喉咙开始沙哑,才说:“这样,我给派出所打电话。”
“不去!派出所都是饭桶!”
“那您想怎么办?”
“登报!明天就登!头版!标题要这么大——”他用手比划,比划出一个荒谬的尺寸,“《午夜鬼手袭路人,所有路过的人要警惕》!”
叶葆启拿起电话,拨号。瓦房街的值班民警一听就明白了:“又是老邹吧?喝多了就来这套。让他过来,我们这儿有醒酒汤,放了葛花和枳椇子,专治酒疯。”
挂了电话,叶葆启对醉汉说:“派出所请您过去,有醒酒汤。”
“不去!我要在这儿等!等打我的人来自首!”
“那您坐着,我们还要工作。”叶葆启翻开一本稿子,稿子上是明天的天气预报:晴,西北风三到四级。他把“晴”字描了又描,描成一个黑色的太阳。
醉汉又嚷嚷了一阵,见没人理,声音渐渐低下去。他趴在桌上,开始打鼾。鼾声起初很大,然后变小,变成一种呜咽似的抽泣。哭着哭着,他又抬起头:“我老婆……跟卖豆腐的王磊跑了……儿子说我不是他爹……厂里说我偷铜线,开除我……现在连鬼都打我……”
解平生小声说:“真话都在酒里。”
叶葆启没说话。他看着醉汉,醉汉的脸上有泪痕,那泪痕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条小小的河。河床已经干涸多年,今夜终于又有水流动。
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个老太太,说楼上漏水,漏下来的水是黄色的,有铁锈味。叶葆启记录,联系房管站。处理完,凌晨两点。
解平生靠在椅背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叶葆启没有睡意,他拿出采访本,翻到最后一页,开始写:
“1992年12月10日。夜。国佳,脑子里住进了一个会气功的女人。教他‘金刚罩’,一套广播体操改成的仪式。他信了,信比药灵。
醉汉老邹,被看不见的手打耳光。那手可能是他老婆的,可能是厂长的,也可能是命运本身的。耳光响亮,但疼的是心里那块早已溃烂的肉。
陈主任说过,夜班是医院的急诊室,来的都是急症。但急诊治标不治本,本在白天,在太阳底下那些我们看不见的裂缝里。
素琴说我心软。也许是吧。在公交车上卖票七年,见过太多这样的瞬间:一个老人上车,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毛票;一个母亲抱着熟睡的孩子,孩子的口水湿了她的肩头;一个年轻人盯着窗外,眼睛空得像两只碗。那些瞬间像针,扎进肉里,不疼,但永远留在那儿。
父亲说,做人要正。正字怎么写?一横是天,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人。人要顶天立地,但也要弯腰看看脚下的泥。”
写完,他合上本子。本子的封皮是黑色人造革的,已经磨得发白。窗外,雪开始下了。不是雪花,是雪粒,细小而坚硬,打在玻璃上“沙沙”响,像无数只虫子在啃食夜晚。
凌晨四点,醉汉老邹又回来了。这次醉得更深,站都站不稳,几乎是滚进来的。他一进门就瘫在椅子上,椅子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记者……同志……”他大着舌头,舌头像一块泡发的海带,“我找不到……打我的……你们……得管……”
叶葆启和解平生面面相觑。这回是真走不了了。
解平生给派出所打电话,对方说:“马上到,已经在路上了,警车轧着雪呢。”
等警察的时候,老邹开始哭。不是呜咽,是嚎啕,声音大得能把屋顶掀开。他说老婆跟卖豆腐的王磊跑那天,也是下雪,雪是暖的,落在脸上化成水,像眼泪;说儿子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看扭秧歌,现在见面叫他“老东西”;说厂里那卷铜线不是他偷的,是看门的老孙头,但他不敢说,因为老孙头的儿子在派出所……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捶打自己的胸口,捶得“咚咚”响,像敲一面破鼓。
叶葆启默默听着,递过去一沓稿纸。老刘用来擦脸,擦鼻涕,稿纸上印的“内海报头”字样被弄得模糊一片。
半小时后,警察来了,两个年轻民警,帽檐上积着雪。他们一左一右架起老邹:“走,邹师傅,回所里醒醒酒,炕烧热了。”
老邹不肯走,挣扎着,棉袄的扣子崩掉一颗,滚到墙角:“我不去……我要记者同志给我做主……记者是青天……”
民警硬把他架走了。走廊里传来老邹的喊声,那喊声渐渐远去,最后融进风雪里,像糖融进水里。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炉火将熄未熄,煤块变成暗红色,像冷却的血痂。叶葆启走到窗前,看见警车的尾灯在雪地里拖出两道红色的轨迹,那轨迹很快就被新雪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