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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5章 螺壳镇小学异闻录（第1页）

“听潮阁”的招牌在报社三楼走廊尽头挂着，是块老樟木刻的，纹理里渗着几代报人手上的汗渍和墨渍。每逢阴雨天，木牌背面就会渗出细密的水珠，老编辑们说那是文字在流泪。叶葆启习惯了每天清晨用手掌抚过木牌，掌心便传来潮汐般的脉动——那是千百封来信在抽屉里呼吸的声音。

一九九八年五月，霉雨提前来了。叶葆启打开读者来信的铁皮柜时，一股陈年纸浆与铁锈的腥味扑面而来。最底层压着一封用油纸包裹的信，油纸已经脆黄，展开时簌簌落下的不知是灰尘还是虫蛀的碎屑。信纸是七八种不同质地拼贴的，有的印着厂区抬头的便笺，有的撕自孩子的作业本，还有一张是包中药的黄草纸。字迹更是斑斓：蓝黑墨水洇开的、圆珠笔压穿纸背的、铅笔写的又被雨渍晕染的——像一群受伤的鸟，在纸上扑腾出歪斜的轨迹。

信上说的事发生在螺壳镇小学。那地方叶葆启知道，镇子形状真如海螺，街道是一圈圈旋开的，陌生人走进去总会绕回原处。老辈人说，螺壳镇原是龙王吐出的一个痰盂，里面盛着被罚下界的文曲星的唾沫星子，所以镇上出过九个秀才，三个举人，也出过七个疯癫的读书人。

“记者同志，”信的开头这样写，“我们是螺壳镇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的家长。上月家长会，我们不过是问了句课外辅导费的用途，就像往深潭里扔了颗小石子。谁知这潭水深得很，石子没沉底，反而溅起了黑泥巴……”

十名学生成了“那几个人”。他们的作业本会被单独收上去，发回来时，红笔批改的痕迹特别重，有时整页纸都被划穿，透过破洞能看见下面垫着的桌子木纹。他们的座位被调到教室最后排，紧挨着放扫帚的角落，粉笔灰和蜘蛛丝常常落在他们头发上。最让家长揪心的是，班主任王老师发明了一种“静默处罚”——当这几个孩子举手回答问题时，她会微笑着点头，却永远不叫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是透明的。时间长了，其他孩子也学会了这种视而不见，课间游戏时，那十个孩子周围会自动空出一个圆圈，像某种无形的结界。

叶葆启把信纸凑到台灯下细看，发现在某些字的笔画连接处，有极淡的盐渍结晶——那是眼泪干涸后留下的。他将信纸对着光，盐晶在灯光下折射出细小的虹彩。

去螺壳镇那天，黄历上写着“忌出行，宜静守”。长途汽车在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稻田绿得发黑，农人插下的秧苗一排排站得笔直，像等待检阅的绿色小兵。叶葆启靠着车窗打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粒铅字，被巨大的印刷机碾过，压进新闻纸的纤维里。

螺壳镇果然如传闻所言，街道是螺旋状延伸的。镇口立着一块明代的石碑，刻着“文枢之地”四个大字，但碑身下半截埋在土里，露出的部分爬满青苔，远远看去像是“又枢之地”。叶葆启向路边卖麻糍的老人打听小学位置，老人不答话，只是用竹签挑起一块麻糍递给他。麻糍是青艾汁染的，咬开里面是乌豆沙馅，甜得发苦。

“顺着麻糍摊往右拐三次，左拐两次，看见墙头长枸杞的人家，对面就是了。”老人终于开口，缺牙的嘴里漏风，“那小学的钟楼是民国时建的，听说钟锤是块陨铁，敲出来的钟声能镇邪祟——也能招邪祟。”

叶葆启按着指引走，果然在一户墙头爬满枸杞的人家对面，看见了螺壳镇小学的铁门。门是生铁的，铸成翻开的书本形状，但年久锈蚀，书本的“页边”卷曲起来，像被火燎过。正是放学时间，家长们聚集在校门外，却异常安静。女人们用头巾把脸裹得严实，男人们蹲在墙根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一群萤火虫在开会。

叶葆启混进人群，假装是来接侄子的远房亲戚。他递给旁边一个穿工装的男人一支烟，男人接过，在指甲盖上顿了顿，忽然说：“你不是本地人。”

“怎么看出来的？”

“本地人抽烟，第一口都是朝地上吐，”男人眼睛盯着校门，“螺壳镇地气重，第一口烟敬土地公，保平安。”

正说着，校门开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大多是结伴的，喧闹着，追逐着。但最后出来的十几个孩子，走得很慢，彼此间隔着固定的距离，像用尺子量过。他们背着书包，头埋得很低。叶葆启注意到，他们的书包颜色都比其他孩子的暗淡，不是蓝就是灰，没有一个鲜艳的。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走到穿工装的男人面前，小声叫了声“爸”。男人掐灭烟，一把抱起孩子。就在转身的刹那，叶葆启看见女孩的左手手背上，用圆珠笔画着一个极小的“×”，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笔画很深，像是反复描过。

“老师让画的？”叶葆启尽量让声音显得随意。

男人身体僵了一下，没回头，抱着孩子快步走了。但他的工装后背湿了一片汗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蝙蝠。

叶葆启在镇上唯一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在二楼，窗子正对着小学的操场。傍晚时分，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旗杆孤零零地立着，顶端的红旗褪成了粉白色，在风里有气无力地飘着。旗杆的阴影越拉越长，最后像一柄黑色的剑，刺穿了整个操场。

夜里下起了细雨。叶葆启被某种声音惊醒——是脚步声，很轻，但密密麻麻，像有很多人在操场上绕圈。他撩开窗帘，借着远处路灯的微光，看见空荡荡的操场上确实有一圈脚印在慢慢显现。不是雨打的痕迹，而是实实在在的脚印，一个接一个，绕着旗杆转圈。脚印很小，像是孩子的。

更奇的是，当脚印转到第三圈时，旗杆上的绳子自己动了起来，缓缓地、一节一节地，把旗帜降下一半。然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只有雨丝在路灯的光晕里斜斜地飘。

第二天，叶葆启去了镇上的老茶馆。茶馆是木板搭的，踩上去吱呀作响，像随时会塌。他点了最便宜的茉莉花茶，茶叶梗在粗瓷碗里浮沉。邻桌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棋子拍得啪啪响。

“听说王老师又发威了。”一个秃顶的老人走了一步车。

“哪个王老师？教五年级那个？”对弈的老者眼睛没离开棋盘，“她呀，来头不小。娘家是县里做砚台的，祖上给乾隆爷进贡过螺钿砚。她批作业用的那支红毛笔，听说笔杆是雷击木的，笔头掺了朱砂和雄黄，写出来的字，水泼不湿，火燎不焦。”

“何止，”观战的一个独眼老人插嘴，“她办公桌右边抽屉，永远锁着。有次大扫除，临时工看见那抽屉缝里往外渗红水，吓得从梯子上摔下来，瘸了条腿。”

叶葆启端起茶碗，借着碗沿的掩护观察这些老人。他们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每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也藏着秘密。

“那学校也不是善地，”秃顶老人吃了对方一个马，“民国时候，那儿是文庙。破四旧那年，把孔圣人的牌位扔进井里，那井到现在还封着，就在操场东北角。有人说月圆之夜，能听见井里有念书声，之乎者也的。”

叶葆启记下了这些零碎的线索。他结了账，走出茶馆时，独眼老人忽然叫住他：“后生，你是外面来的记者吧？”

叶葆启心里一惊。

老人那只完好的眼睛盯着他，瞳孔是浑浊的黄色：“听我一句劝，有些事，水太深，别轻易蹚。螺壳镇的秘密，像这镇子的街道，是漩涡状的，越往里钻，越出不来。”

通过层层关系，叶葆启联系到两位愿意说话的螺壳镇小学教师。见面地点约在镇外河边的废弃水磨坊。磨坊的木轮已经腐朽，半浸在河水里，轮叶上挂满水藻，像绿色的胡须。

两位女教师都用围巾包着头脸，只露出眼睛。一个眼睛很大，但布满血丝；另一个眼睛很小，躲躲闪闪的。她们不肯进磨坊，就站在河边的柳树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混在河水流动的声音里，几乎听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