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七月十五,如果月亮正好在那个位置,”韩旭指着天空,“月光会灌满那个凹陷。当地人说,那时候能听见古湖波浪的声音,还有岸边的兽吼。”
“你听到过吗?”
韩旭沉默良久:“听到过一次。不是兽吼,是婴儿的哭声。很轻,但确实有。”他转头看叶葆启,“你知道吗?这片丹霞每年都在‘生长’,风吹雨打,反而让颜色更鲜艳。可人的脚踩上去,一道脚印要四十年才能复原。”
当晚在保护站,叶葆启梦见自己变小了,站在丹霞的山脊上。脚下的岩石不是岩石,是凝固的时间层:最上面是昨天的风沙,往下是去年游客掉落的帽子的纤维,再往下是民国时期牧羊人留下的羊粪化石,再再往下,是侏罗纪某只剑龙踩过的泥泞,它的脚印里有三株蕨类植物的孢子,正准备在下一个雨季萌发。
他醒来,窗外晨曦初露。丹霞在晨光中苏醒了,每一道山褶都在伸展腰肢。远处传来韩旭和护林员的对话:
“昨晚北坡有块石头松了。”
“得去看看,别伤了‘皮肤的毛细血管’。”
他们不说“岩体”,说“皮肤”;不说“侵蚀”,说“伤口愈合”。叶葆启忽然明白,在这群人眼中,这片土地是活着的、会呼吸的巨人。
武威的枸杞田在八月红得刺眼。一排排植株在烈日下挺立,果实密密麻麻,像无数颗微型心脏悬挂枝头。
种植大户景学峰的手是一本地图——掌纹是干涸的河床,茧子是沙丘的等高线,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净的红土。他递给叶葆启一把枸杞:“尝尝,这是沙子变的糖。”
果实入口,先甜后苦,最后是漫长的回甘。
“三十年前,这里,”景学峰用脚画了个圈,“站着能看见地平线,因为什么都没有。风大的时候,沙子像水一样从门槛上漫进来。我婆娘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不是做饭,是用铁锨铲门口的沙。”
他领着叶葆启参观滴灌系统。黑色细管如血管网络,深入每株植物的根部。“以前浇地是大水漫灌,一半水蒸发了。现在,”他拧开一个阀门,水珠精准滴落,“每一滴都喝到根上。”
最震撼的是苗圃。成千上万的枸杞幼苗在营养钵中排列整齐,嫩绿的叶子还带着绒毛。景学峰抚摸叶片,动作温柔得像抚摸婴儿的脸颊。
“每株苗,我都给它们起名字。”他指着一排苗,“这排叫‘长征’,因为它们要种到最远的沙丘那边去。那排叫‘红妆’,是女儿负责的,她说枸杞红了像女子点胭脂。”
黄昏,叶葆启跟随景学峰巡视新开垦的沙地。在田埂边,老汉突然蹲下,扒开一层沙土:“你看。”
沙土下,露出半截破碎的陶罐,花纹古朴。
“常挖到这些,”景学峰说,“汉代的陶,唐代的瓷,有时还有铜钱。我收着,等我那在兰州读考古的孙子回来研究。”他望着无边的红色田野,“你说怪不怪?几千年前,这里可能就是农田。后来沙来了,田没了。现在沙退了,田又回来了。地是有记忆的。”
夜幕降临,枸杞田里亮起驱虫的紫色灯光。叶葆启独自在田埂上行走,恍惚间看见每一株枸杞都在发光——不是灯光反射,是果实自身发出温润的红光,像大地上浮起无数盏小灯笼。风过处,枝叶摇曳,那些光点便流动起来,汇成一条发光的河流,向着沙漠深处蜿蜒而去。
那是这片土地失而复得的、绿色的血液。
金昌让叶葆启做了三天怪梦。
第一天,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巨大的镍矿坑。坑壁不是岩石,是层层叠叠的硬币——开元通宝、光绪元宝、袁大头、人民币硬币……所有含镍的货币都在这里。它们互相摩擦,发出金属的耳鸣。
第二天,他梦见城市地下是空的,无数银白色的树根在黑暗中生长。根须穿透岩层,吸收地心的热度,然后将镍元素输送到地表。工厂的烟囱其实是树干,产品是结出的银色果实。
第三天,他梦见自己在矿山公园遇到一个穿工装的老矿工。老人不说话,只是摊开手掌,掌心里躺着一块未经提炼的镍矿石,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
“这颜色,”老人终于开口,“像不像夜空中最暗处的那片蓝?”
现实中的金昌确实在进行一场蜕变。叶葆启参观的尾矿库已改造成人工湿地,芦苇丛中游着野鸭。曾经的排渣场现在是光伏电站,黑色太阳能板像巨大的棋盘,吸收着河西走廊永不枯竭的阳光。
最神奇的是“镍都记忆馆”。那里陈列的不是矿石标本,而是矿工的生活物件:一只饭盒,盒盖上有三十年前妻子绣的鸳鸯;一本工作笔记,记录着每次爆破的当量和效果;一沓家书,开头总是“吾妻见字如面”,结尾总是“矿上一切安好,勿念”。
馆长是个退休工程师,他说:“镍的原子序数是28,原子量58。69。这些数字冷冰冰。可我们要记住的,是二十八岁下井的小伙子,是干了五十八年矿工的老师傅,是六十九岁还在为矿区绿化奔波的老书记。”
叶葆启在报道中写下:“资源会枯竭,但人的故事不会。当最后一个矿井关闭时,这座城市不会死去,因为它的灵魂早已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在每片绿叶里,在每个孩子的笑声里,在图书馆的书页间,在公园长椅上老人晒太阳的皱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