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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9章 铁锚与白菊（第2页）

“记者同志，”她盯着叶葆启的眼睛，“你们写文章，能不能……能不能不光是说她怎么牺牲的？也说说她怎么活的。说说她小时候考试考好了会蹦着走路，说说她吃鱼会被刺卡住，说说她第一次拿到记者证时哭了半个钟头……她不只是个烈士，她还是我的颖儿，是个人，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

叶葆启郑重地点头。那一刻，他感到肩上压下了某种无形却沉重的东西——不是责任，不是使命，而是更具体的东西：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全部记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全部见证。

那晚叶葆启没有回家。他留在办公室，把所有的材料铺在桌上：五姨的口述记录，公开报道的剪报，朱颖生前同事的回忆文章，还有从资料室借来的关于南联盟局势的背景材料。日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只有远处港口传来的轮船汽笛，低沉而悠长，像巨兽的叹息。

他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朱颖。不是烈士朱颖，不是记者朱颖，而是从南巷走出来的、爱吃糖葫芦的、怕黑的、曾经为青春痘烦恼过的普通女孩。这个女孩如何在某个时刻，做出了走向远方的决定？又如何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记录？

凌晨两点，叶葆启趴在桌上打了个盹。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两旁的建筑是欧式的，但墙面上布满弹孔。天空是奇怪的暗红色，像即将凝固的血。一个女孩背着相机从他身边跑过，短发飞扬。

“等等！”他喊。

女孩回过头——是照片上那张脸，但更生动，脸颊上有几颗雀斑，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

“你要去哪儿？”他问。

“去有新闻的地方。”女孩笑着，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你要一起来吗？”

他还想说什么，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地面剧烈震动。女孩转身就跑，她的白衬衫在暗红色的天空下格外醒目，像一只逆风飞行的白鸟。叶葆启想追，双脚却像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白色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惊醒时，天已微亮。窗外的梧桐树上，早起的鸟儿开始啁啾。叶葆启揉揉发涩的眼睛，拿起笔，在稿纸顶端写下标题：

《雨中的鸢尾：一个女孩与她的时代》

他决定不写宏大的颂歌，而要写一条河流——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汇入历史的洪流，又如何在那洪流中保持自己的形状与声音。他写朱颖的童年，写南巷的海风如何在夜晚拍打木窗，写她如何借着路灯的光读捡来的书；写她的青春，写她如何攒了三个月早餐钱买下第一台二手相机，如何在校报上发表第一篇报道时的兴奋；写她的选择，写她如何放弃沿海城市的安稳工作，主动请缨前往巴尔干半岛。

写到她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时，叶葆启用尽了想象力。他查阅地图，找到中国大使馆的位置，想象她每天从住处到使馆的路程：经过被炸毁的剧院、弹痕累累的居民楼、排队领取救济粮的人群。想象她如何在空袭警报声中继续写稿，如何在停电的夜晚点着蜡烛冲洗照片。想象她给家人写信时，是报喜不报忧，还是偶尔也会流露一丝脆弱？

最难写的是最后的部分。公开报道只有冷冰冰的“遇难”二字，但叶葆启知道，死亡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发生在具体的时刻、具体的地点，伴随着具体的声音、气味、触感。那一夜的大使馆，在导弹击中之前，是什么样子？朱颖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她最后想到的是什么？是未完成的稿件，是远方的亲人，还是单纯对死亡的恐惧？

叶葆启写不下去了。他起身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城市正在醒来，早点摊升起炊烟，公交车开始运行，送奶工的车铃叮当作响。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和过去无数个清晨一样，和未来无数个清晨也将一样。但有些人的清晨永远停在了昨天。

他突然想起五姨说的“铁锈味”。现在他明白了，那是血与火、钢铁与硝烟混合的味道。那个从海风中长大的女孩，最终被另一种风——带着铁锈味的风——带走了。

稿子交给总编辑时，已经是第三天的黄昏。总编办公室朝西，此刻正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总编辑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仔细地读。他读得很慢，有时会停下来，摘下眼镜擦拭，但叶葆启知道，他不是在擦镜片。

读到某个段落时，总编辑的肩膀微微颤抖。那是叶葆启描写朱颖童年的一段：她如何在退潮后的滩涂上捡贝壳，如何把最美的那个藏在枕头下，每天晚上摸着它入睡。那个贝壳后来去了哪里？也许还留在南巷老屋的某个角落，也许在她离家时被随手丢弃了。但此时此刻，在文字里，它重新获得了生命，成为一个女孩纯真年代的见证。

“好。”总编辑终于读完最后一页，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就这样发。头版整版，配这张照片。”他指着叶葆启从五姨那里要来的生活照——朱颖站在海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和衣角，她笑得毫无保留。

“但是，”总编辑顿了顿，“有个问题。按报社规定，讣告是要收费的，而且需要层层审批。”

叶葆启的心一沉。五姨的请求言犹在耳：“能不能登个小小的讣告？让亲戚朋友们知道追悼会的时间地点。我们不求显眼，就一个小小的角落……”

“总编，”叶葆启说，“烈士家属就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这不只是私事，也是公祭的一部分。让更多人知道，让想送她的人能去送她……”

总编辑抬手制止了他。老人站起身，走到窗前。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门口。窗外，又下雨了，雨丝在夕阳中闪闪发光，像无数根金线。

“你记得咱们报社的老规矩吗？”总编辑突然问。

叶葆启愣了愣：“您是说……”

“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殉职的同行，报社要为他点一盏长明灯，登一份免费讣告。这规矩建国后就没怎么用了，因为和平年代，殉职的记者少。”总编辑转过身，眼神里有种叶葆启从未见过的坚硬，“但规矩就是规矩。今天，咱们为朱颖点这盏灯。”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红色电话：“排版室吗？明天头版，在稿子旁边，加一个黑框讣告。内容我马上让人送下去。对，免费的。有什么问题，让他们直接找我。”

挂断电话，总编辑对叶葆启说：“你去告诉朱颖的家人，讣告会登。还有，追悼会那天，报社派车，送所有想去的员工和读者代表一起去。费用社里出。”

叶葆启感到眼眶发热。他点点头，转身要走，又被叫住。

“小叶，”总编辑的声音柔和下来，“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让我想起我年轻时，也认识一个像朱颖这样的记者。他去了朝鲜战场，再也没回来。我们给他登讣告时，主编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