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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5章 春寒与蝴蝶（第1页）

表彰名单下来的那个下午，报社走廊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粘稠。阳光透过积尘的窗玻璃，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格子，像某种古老的棋局。打印纸散发着油墨与铁锈混合的气味——那是印刷机深处沉淀了二十年的味道，此刻正从总编室门缝里一丝丝渗出来。

解平生捏着那份红头文件，指节泛白。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叶葆启佝偻着背整理读者来信的背影，忽然觉得那背影正在缓慢地溶进昏黄的光线里，像一块正在被时间舔舐的饴糖。

“葆启，”解平生的声音干涩，“名单上没有你。”

叶葆启的手没有停。他正用一把铜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拆开一封信，刀刃划过信封的嗤嗤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异常清晰。那刀是他师父传下来的，刀柄上的云纹已经被摩挲得近乎平滑，在光线下泛着人体油脂特有的温润光泽。

“嗯。”他应了一声，像石子落入深井。

“你进了白袍之城，写了七篇‘手记’，全城都在传阅。”解平生走到他桌前，文件被轻轻放在一堆信件上，“就连卫生局的老李都说，你的报道让防护物资拨款提前了半个月。可现在……”

叶葆启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睛在花镜后面显得格外深邃，眼白泛着淡淡的黄，那是常年熬夜与风沙共同浸染的颜色。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受惊的河蚌般缓缓展开：“平生，你看这封信。”

信纸被推到解平生面前。纸是那种廉价的学生作业纸，蓝色的横线，边缘还留着撕下的毛边。字迹歪斜却用力，是个孩子写的：

“记者爷爷，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您写的《白袍下的眼睛》。我妈妈也是穿白袍的，她已经四十七天没回家了。昨天晚上我梦到她变成了一只很大的白鸟，从医院的窗户飞走了。爸爸哭了，说我在胡说。可我知道您会懂——您在报道里写，有个护士阿姨说感觉自己快要长出翅膀了。您说，我妈妈是不是真的变成鸟了？如果是，她什么时候飞回来？”

解平生的喉咙动了动。

“这封信，”叶葆启取回信纸，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迹，“比任何奖状都沉。”

窗外忽然起风了。五月的杨絮不知从何处涌来，一片片黏在玻璃上，像是春天咳出的棉絮。叶葆启记得很清楚，就在四十七天前——正是那个孩子母亲离开家的日子——他第一次穿上防护服走进那座被称作“白袍之城”的医院。那衣服是蓝色的，薄得像蝉翼，穿在身上却重如铁甲。护目镜很快就被呼吸的雾气模糊，世界在他眼前化作一片乳白色的混沌。

他在混沌中看见了眼睛。

无数的眼睛。护目镜后面的，口罩上方的，被汗水浸透的刘海遮掩着的。年轻的，年老的，疲惫的，坚毅的，恐惧的，温柔的。他试图记录下那些眼睛，却发现文字在巨大的真实面前苍白如纸。最后他写下的，是一个护士的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长出翅膀了，不是天使的那种，是鸟的——想飞离这里，又想把所有人都驮在背上带走。”

报道见报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十七个电话。有读者哭，有医生骂，有官员质询，也有同行沉默后的叹息。那篇报道像一块投进死水的石头——不，不是石头，是一颗种子，在春天的冻土里裂开了第一道缝隙。

“可是……”苏东不知何时也凑了过来，这个去年才来的小伙子脸上长着几颗青春痘，此刻因为激动而泛红，“叶老师，这不公平！我们都知道您冒了多大风险——那次您咳嗽了三天，大家都以为……”

“以为我要去陪那些白袍人了？”叶葆启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他的动作很慢，慢得让时间都不得不放轻脚步。“苏，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办公室里的其他几个人都悄悄围了过来。这是叶葆启的习惯——他很少讲道理，总是讲故事。他说故事是活的，能在人心里生根发芽，而道理往往只是飘过的云。

“那是十五年前，我在西北沙漠采访。”叶葆启重新戴上眼镜，世界在他眼中恢复了清晰的轮廓，“有一天迷路了，水和食物都没了。太阳像烧红的烙铁贴在头顶，沙子烫得能烤熟鸡蛋。我以为自己要死在那里了。”

他停下来，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支，却不点燃，只是放在鼻子下深深地嗅着。烟草的辛辣气息让他眯起了眼睛。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烽燧遗址。夯土墙塌了一半，但背阴处还有点凉意。我瘫在那里等死，突然看见墙上有些痕迹——不是古人刻的，是新的。凑近一看，是铅笔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

“‘今天是第八天，水还剩半壶。老赵发烧了。’

“‘第九天，老赵走了。我们把他埋在烽燧东三十步，做了标记。’

“‘第十一天，看见直升机了，但没看见我们。’

“‘第十三天……’”

叶葆启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沙漠里的夜风拂过沙丘。“最后一行字是：‘不知道谁会看见这些。如果你也是困在这里的人，往东走，太阳升起的方向，八十里外有公路。祝你好运。’”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灰尘落下的声音。

“我靠着那点荫凉熬到傍晚，然后往东走。走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真的看见了公路。”叶葆启终于点燃了那支烟，青色的烟雾袅袅升起，在他头顶盘绕成奇怪的形状，“后来我查到了，那是一支地质勘探队，三年前失踪的，四个人只活下来一个。”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让烟雾在肺里停留了很久才缓缓吐出。“那个活下来的人，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院后辞了工作，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他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没有要任何表彰。媒体想把他塑造成英雄，他却消失了，像一滴水蒸腾在沙漠的热浪里。”

“为什么？”苏东忍不住问。

“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叶葆启的视线穿过烟雾，投向窗外遥远的天空，“直到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烽燧。墙上的字活了，一个个跳下来，围着我又唱又跳。它们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不想死的人。我们写的也不是遗言，是给后来者的路标。’醒来后我明白了——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像种子埋进土里，像字刻在墙上。它不需要被展览，被歌颂。它就在那里，在时间里，等待另一个需要它的人。”

烟灰无声地掉落。叶葆启看着那截灰烬，忽然笑了：“你们说，比起那个在墙上留下路标的人，我进一趟白袍之城，写几篇报道，算什么？”

那天深夜，叶葆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

走廊的灯已经熄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苟延残喘地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把人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是某种不安的呼吸。他走到公告栏前，那张红榜还贴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下红得发黑，像一块凝固的血。

他的名字确实不在上面。

但他看见了另外一些名字：王蔓，那个哭着给他打电话说不敢进隔离病房、最后却写出动人报道的姑娘；陈默，连续三十小时蹲守发热门诊，拍下“白袍人倚墙小睡”那张获奖照片的小伙子；还有李国，因揭露物资分配问题被约谈三次仍不罢休的老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