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傅,您这就不讲科学了。”年轻的技术员推推眼镜,“这些老灯耗电量是LED的八倍,光效只有三分之一。再说锈成这样,安全隐患太大了。”
“安全安全,你们就知道安全!”老陈脖子都红了,“人心安不安,你们管不管?”
最后妥协方案是:前六盏拆除,第七盏暂时保留,“待专家评估历史价值”。
评估会那天,叶葆启以“老记者、老居民”身份参加了。他带去了那本采访札记,还有这些年拍摄的灯下照片——两百多张,按年份排序:
1988年,灯下摆小人书摊的瘸腿大叔;
1995年,灯柱上贴满寻人启事,有个母亲每天来抚摸照片;
2008年地震后,灯下摆着募捐箱,有个乞丐投进了全部零钱;
2016年冬夜,流浪者在灯下裹着纸板入睡,晨光中环卫工轻轻绕过他……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投影仪的光柱中,尘埃飞舞,像极了那夜他在灯下看见的微光字迹。
“这些照片很好。”文物局的老专家扶了扶老花镜,“但文物认定需要实物证据,证明这盏灯有特殊历史价值。光有情感记忆……不够。”
叶葆启忽然站起来:“如果这盏灯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地方志呢?”
他讲起了那个发现——不同人在灯下会看见不同的光,经历不同的人生片段。讲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像在说梦话。果然,几个年轻技术员低头憋笑。
散会后,老专家特意慢走几步,等叶葆启跟上来。“叶记者,”他低声说,“我信你的话。1958年,我父亲参与铺设这条路的电缆。他说过一个故事:安装第七盏灯那夜,有个老乞丐在旁看了整晚。第二天工人在灯柱基座里发现个铁盒,盒里有张纸条,写着‘此灯当为夜行人存一寸光,一寸暖’。盒里还有枚民国时期的铜钱,已锈成绿色。”
“那铁盒呢?”
“当年当作封建迷信处理了。”老专家苦笑,“但我想,有些东西不是迷信——人心需要寄托,城市需要记忆。一盏老灯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坐标,这本身就是奇迹。”
工程还是如期推进。前六盏葵花灯被吊车摘下时,发出刺耳的金属呻吟。老陈背对着现场,肩膀在颤抖。
第七盏灯的“缓刑期”只有七天。这七天里,来看灯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人带着相机来拍照,有人只是默默站一会儿,有人抚摸着灯柱上的刻痕流泪。还有个中年妇女牵着盲人母亲来:“妈,这就是我常说的那盏灯。您摸摸,铁是凉的,但灯亮时,这一片地是暖的。”
盲人母亲的手在灯柱上缓缓移动,从基座一直摸到铸铁葵花瓣的纹理。“真好,”她喃喃道,“真好。我眼睛好的时候,最爱看这灯下的影子——长长短短,聚聚散散,像皮影戏。”
叶葆启把这些都记在新买的笔记本上。企业里年轻人看他天天往灯下跑,打趣道:“叶书记,您这是要转行写小说啊?”他认真回答:“我在记录一座城市的良心。”
第六天夜里,下起了秋雨。叶葆启撑伞站在灯下,看着雨丝在光柱中拉出银线。十一点多,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跑来躲雨,靠在灯柱上喘气。
“小伙子,擦擦。”叶葆启递过去纸巾。
年轻人道了谢,忽然说:“大爷,我认识这灯。2008年地震,我家在汶川,被送到内海来安置。那会儿我十岁,天天晚上做噩梦,就跑到这灯下发呆。有天夜里,我看见光里有影子在动,像妈妈在招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玻璃罩上的雨痕被风吹动。但那以后,我就不怕了。”
他顿了顿:“明天这灯要拆了,我来告个别。”
雨停时已近凌晨。年轻人走后,叶葆启独自站在灯下。雨后的夜空澄澈,星星出来了。路灯的光与星光交融,分不清哪是天上哪是人间。
他忽然想起自己记者生涯中写过最得意的那篇特稿——1994年春节,追踪报道一个寻亲故事。离散四十年的兄妹,最终在第七盏葵花灯下相认,因为妹妹记得“哥哥说好在家门口等,家门口有盏像向日葵的灯”。那篇稿子让他拿了省新闻奖一等奖。
原来这盏灯早就在他的生命里,只是他从未真正看见。
最后一夜,老陈买了两瓶二锅头,拉叶葆启在灯下对饮。
“我修了一辈子灯,修明白一个理儿。”老陈灌了一大口,辣得龇牙咧嘴,“路灯这东西,照的是路,暖的是心。你看着吧,这盏灯就算拆了,它照过的那些路、暖过的那些心,还在。”
夜深时,酒已见底。老陈醉醺醺地指着灯:“老伙计,你再亮亮点儿,让我好好记着。”
灯似乎听懂了。光晕缓缓扩大,亮度却变得柔和,像即将燃尽的炭火,把最后的热都释放出来。光里那些微小的字迹此刻清晰可见——无数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在光柱中缓缓旋转,如同一部无字天书在自动翻页。
叶葆启看见了1977年安装时的画面:工人们喊着号子竖起灯柱,围观的孩子们欢呼;看见1980年冬夜,初恋情侣在灯下呵着白气许愿;看见1997年香港回归夜,整条街的人聚在灯下看电视直播;看见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经过,火炬光与灯光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