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们赶到现场时,巡逻队已经把围观的人劝开了,用警示带拉起了警戒区。卫生院的救护车也到了,医生正在给伤员包扎。刘长坡站在路边,指挥着过往车辆绕行,额头上全是汗,警服湿得能拧出水来,可他一点也没顾上擦。
后来,伤员因为救治及时,没什么大碍。交警队的人来了,看到现场保护得很好,事故双方也很配合,直夸我们处置得当。
陈所长在总结会上说:“长坡这次做得好。他知道,交通事故不是光靠我们派出所就能处理好的,得跟卫生院、交警队配合。这就是协同作战的意识。我们基层民警,不能单打独斗,得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上,什么时候该请帮手,这样才能把事办得又快又好。”
一次次值班,就像一次次考试。我们在值班室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学着分析情况,学着调配力量,学着在慌乱中保持镇定,学着在复杂中找到头绪。慢慢的,我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手足无措,段旭的调度越来越从容,刘长坡的考虑也越来越周全。我们渐渐明白,陈所长说的“大脑”,不仅要有智慧,更要有担当;不仅要能发号施令,更要能扛起责任。
值班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那部手摇电话,那台对讲机,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们见证着我们的慌乱与镇定,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与蜕变。而窗外的老槐树,依旧在风里摇晃着枝叶,像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也像在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二:专项行动的淬炼
除了日常的值班备勤、处理警情,我们还投身于一波接一波的专项行动中。这些行动,像是在特定的熔炉里,对我们进行着针对性的淬炼,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快速成长,褪去青涩,添上坚韧。
夏季的治安整治,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熔炉”。那时节,麦子刚收完,玉米正蹿苗,田野里一派生机勃勃,可也正是盗窃、流氓滋事这些“蟊贼”活动的高发期。陈所长在动员会上说:“天热了,人的心火也旺,咱得给老百姓看好家、护好院,让他们能踏踏实实过个安稳夏天。”
整治行动的重点是夜间巡逻。我们把所里的人分成三个组,每组带着手电筒、橡胶棍,骑着那两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偏三轮摩托车,还有一辆借来的旧自行车,在镇里的大街小巷、村头村尾转悠。
夏夜的昝岗,热得像个蒸笼。白天被晒透的土地,到了夜里还在散发着热气,连风都是热的,吹在脸上黏糊糊的。我们穿着长袖警服,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又闷又痒。可谁也不敢脱,一来是纪律,二来是田埂上、草丛里全是蚊子,一叮就是一个大包,穿着衣服还能挡挡。
段旭最怕热,每次巡逻回来,警服都能拧出水来,他总说:“这哪是巡逻,简直是蒸桑拿。”可抱怨归抱怨,一到点,他准第一个跳上摩托车,手里的手电筒照得老远,生怕漏掉一点可疑情况。
有天夜里,轮到我和老李师傅一组。我们骑着偏三轮,在田埂上慢慢走着。月光洒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突然,老李师傅喊了一声:“停!”我赶紧刹车,顺着他手电筒照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的麦秸垛旁边,有个黑影在动。
“谁在那儿?”老李师傅大喝一声,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那黑影吓了一跳,转身就想跑。我们赶紧追上去,没跑几步就把他摁在了地上。原来是个邻村的年轻人,想着夜里没人,来偷点麦秸回去当柴火。
人赃并获,那年轻人吓得直哆嗦,说自己是一时糊涂。老李师傅没打他也没骂他,只是叹了口气:“年轻人,手脚勤快点,啥挣不来?非要干这偷鸡摸狗的事?丢了人不说,犯了法,这辈子都抬不起头。”那年轻人低着头,眼泪都下来了。
把人带回所里,按规定做了笔录,通知了村干部和他家人。第二天,他家人来把他领回去,还送来了一筐鸡蛋,一个劲地给我们道歉。老李师傅把鸡蛋退了回去,说:“鸡蛋我们不能要,让孩子好好反省反省,以后走正道,比啥都强。”
那次巡逻,虽然累,可当我们看到村民们窗户里透出的安稳灯光,听到他们熟睡的鼾声时,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段旭说:“咱流点汗算啥?只要老百姓能睡安稳觉,值了。”
秋季的“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对我们来说又是另一番考验。那个年代,农村里散落着不少土枪、猎枪,有的是老一辈打猎用的,有的是家里传下来的,还有些是自制的“土炮”,用来吓唬野兽或者过年放着玩。这些东西,平时看着不起眼,可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行动开始前,所里开了专题会,陈所长拿着一份文件,严肃地说:“这些枪啊炮啊,就像定时炸弹,说不定啥时候就炸了。咱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炸弹’一个个拆了,让老百姓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挨家挨户地走访。一开始,不少村民不理解,觉得我们是没事找事。有户人家,男主人姓王,年轻时是个打猎能手,家里藏着一把老式猎枪。我们第一次上门,他就把脸一沉:“这枪是我爹传下来的,我都用了几十年了,啥事儿没有。你们凭啥要收走?”
段旭脾气好,耐着性子跟他说:“王叔,我们不是要为难您。这枪放家里,万一走火伤了人,或者被不懂事的孩子拿去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您看新闻里,多少事故都是因为这玩意儿?”
王大叔闷着头抽烟,不说话。我们也不急,坐在他家炕头上,跟他拉家常,说政策,讲案例。临走时,段旭说:“王叔,您再想想,想通了就去所里找我们。我们保证,绝不为难您。”
过了三天,我们又去了。这次,王大叔的态度缓和了些,跟我们说起了他年轻时用这把枪打猎的故事,说打了多少野兔、野鸡,给家里添了多少荤腥。段旭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说:“王叔,您这枪法,真是厉害。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讲究保护野生动物,也讲究安全。这枪啊,也该‘退休’了。”
那天,我们没劝成,但王大叔说:“你们说的,我懂。我再琢磨琢磨。”
又过了两天,一大早,王大叔就背着那把用红布包着的猎枪,来到了派出所。他把枪往桌上一放,叹了口气:“你们说的对,安全第一。这枪放家里,我夜里也睡不安稳。交给你们,我放心。”
我们给他做了登记,按规定发了奖励——一条毛巾和一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王大叔拿着搪瓷缸子,摩挲着,说:“这缸子,我得好好留着。”
像王大叔这样的,不在少数。有的是自己想通了送来的,有的是被我们磨了几次才送来的。也有不配合的,说啥也不肯交。我们就找村干部、找他的亲戚朋友帮忙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在不行,就只能按规定处理。但大多数人,在我们的耐心工作下,都愿意主动上交。
有位姓赵的大爷,交枪的时候,眼圈红红的。他那把□□,是他年轻时自己做的,跟着他几十年了,有感情了。他说:“这玩意儿,就像我老伙计。可留着它,确实是个祸害。上次我小孙子拿着玩,差点走火,把我魂都吓没了。交给你们,是对的。”
我们把收缴上来的枪和弹药,集中放在一个铁柜子里,锁得严严实实。看着那满满一柜子的“家伙”,我们心里既沉重又欣慰。沉重的是,这些东西潜藏着这么多危险;欣慰的是,我们把这些危险消除了。
到了冬天,年关将近,“防盗防骗”就成了重头戏。那时侯,老百姓一年的辛苦钱都攒着,就等着过年给孩子买新衣服、办年货。可总有一些不法分子,盯着这笔钱,要么偷,要么骗。
我们针对农村的特点,编了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还请镇上的小学老师帮忙,写成了顺口溜,印在红纸上,贴在村里的公告栏、电线杆上。段旭还自告奋勇,拿着铁皮喇叭,在集市上、村口宣讲。
集市那天,人特别多,挤挤攘攘的。段旭站在一个高台上,手里拿着铁皮喇叭,扯着嗓子喊:“乡亲们,老少爷们儿!快过年了,大家钱袋子可得捂紧了!”
底下的人都笑了,有人喊:“小段警官,咋捂啊?”
段旭也笑了,接着说:“咋捂?听我给你们说!陌生电话别轻信,说你中奖了,说你家人出事了,让你打钱的,全是骗子!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都是陷阱!”
“还有啊,出门走亲戚,家里门窗要锁好,现金别往床底下、柜子里塞,最好存到信用社去,安全!”
“遇到有人跟你说,他捡到钱了,要跟你平分,让你先拿点钱抵押,千万别信!那都是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