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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场枪声与人心（第3页）

我想起老家的一个民警。他当片警时，有次遇到醉汉持刀闹事，周围全是围观群众。他没开枪，就那么拿着盾牌跟醉汉周旋，直到醉汉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后来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怕啊，怎么不怕？但我手里有枪，他手里有刀，可周围都是老百姓，我一开枪，万一伤着谁咋办？警察的枪，得对着坏人，但更得护着好人，哪怕自己多担点风险。”

风又起来了，吹得靶纸哗哗响。远处的白杨树抽出了嫩芽，嫩绿色的，看着生机勃勃。王教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不远处，正对着我们刚才打靶的靶纸出神，手里拿着个望远镜，看得格外认真。

“你们说，王教官当年剿匪时，开枪前会想啥？”王超突然问。

没人回答。但我好像能想象出来——他肯定看着准星里的敌人，也看着身后的战友，看着边境的土地，看着自己肩上的责任。那一枪，不只是为了消灭敌人，更是为了守护。

下午的训练是模拟实战——一栋废弃的教学楼里，“歹徒”劫持了“人质”，我们要分组突入，解救人质。王教官扮演总指挥，手里拿着个对讲机，表情严肃得像真的出了大事。

我和赵磊、林晓、王超分到一组。赵磊负责突入，王超警戒，林晓观察“歹徒”动向，我负责和“歹徒”谈判。

“里面的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我对着教学楼里喊，声音有点抖，“把人质放了，有啥要求我们可以谈！”

里面传来“歹徒”的吼声：“少废话！给我准备一辆车，不然我就杀了人质！”是王教官的声音，学得惟妙惟肖，带着股狠劲。

林晓趴在窗户边，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低声说：“人质在左边房间，绑在椅子上，‘歹徒’手里有刀，站在人质旁边，情绪很激动。”

王超握紧了手里的枪（是空包弹），额头上冒出了汗：“要不直接突进去吧？趁他没注意。”

赵磊摇摇头：“不行，人质在他旁边，万一伤到人质咋办？”他看了看我，“你再跟他聊聊，稳住他，我们找机会绕到后面。”

我又对着里面喊：“车可以给你准备，但你得保证人质安全！你想想，只要人质没事，你还有机会；要是人质出事了，那就真没退路了！”

里面沉默了一会儿，大概在“思考”。趁这功夫，赵磊和王超猫着腰，绕到了教学楼后面。林晓一直在观察，突然说：“他回头看了，好像在听外面的动静，机会来了！”

我立刻提高声音：“车马上就到！你再等几分钟！”故意吸引“歹徒”的注意力。

“突！”赵磊和王超从后面的窗户跳了进去，大喊一声：“不许动！”

“歹徒”愣了一下，刚要转身，林晓已经从侧面冲过去，一把夺下他手里的刀。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伤到任何人质。

王教官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笑着说：“不错啊，有模有样的。知道你们刚才最棒的地方是啥不？”

我们摇摇头。

“是你们没想着开枪。”他指着王超手里的枪，“刚才那种情况，按规定可以鸣枪示警，但你们没开。因为你们知道，里面空间小，子弹容易跳弹伤到人质。这就叫心里有谱。”

他又看向我：“明森谈判时说的那句话很好——‘给别人留退路，也是给自己留余地’。警察不是非要把人逼到绝路，能少流血就少流血，能挽救一个人就挽救一个人，这才是本事。”

夕阳西下时，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宿舍走。靶场的枪声好像还在耳边回响，但不再是单纯的巨响，而是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每一声枪响，都该连着一颗负责任的心。

赵磊把那个红布包的子弹壳拿出来，这次没再扔，而是小心翼翼地挂在脖子上，贴在胸口。“俺爹说，这子弹壳能辟邪，其实是想让俺记住，枪是用来保护人的，不是用来逞强的。”

王超从口袋里掏出个弹壳，是今天打靶时捡的，他用小刀在上面刻了个“稳”字：“以后每次打靶都带着，提醒自己别冲动。”

林晓的笔记本上又多了一行字：“枪是正义的工具，不是暴力的象征。用它的人，得比它更冷静，更善良。”

我摸了摸口袋里王教官给的那颗弹壳，金属的凉意里，好像藏着一股暖流。靶场的风还在吹，但我知道，我们都不一样了。从一开始觉得打枪威风，到后来明白枪声的重量，再到现在懂得开枪前的犹豫比扣扳机的勇气更重要——这大概就是成长，是藏蓝青春里，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回到宿舍，我把弹壳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看着它，就像看到王教官耳后的疤痕，看到靶场角落里的旧木箱，看到那些关于责任和善良的道理。

夜深了，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弹壳上，泛着柔和的光。我想起今天模拟实战时，王教官说的最后一句话：“好警察的枪，应该常常上膛，但很少开火。因为他们知道，最好的胜利，是不用开枪就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像一颗子弹，稳稳地落在了我心里，生根，发芽。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遇到很多关于枪与人性的考验，但只要记住今天靶场的枪声教会我们的道理，就一定能走得端正，走得踏实。

靶场的枪声会渐渐远去，但它在我们心里留下的印记，会永远清晰——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对“警察”二字，最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