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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注定是她的传奇(第1页)

1944年注定是她的传奇

1。出名要趁早

1944年初,张爱玲便在上海文坛刮起一股清新靓丽的旋风。也是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脚步开始停滞,渐渐走了下坡路。眼见这个弹丸小国对巨大的战争消耗不堪重负,加之美国和苏联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上的优势已形成,中国军民反击愈来愈剧烈,能守住日伪区勉强度日已是不错了。上海是日本在中国盘缩的最重要据点,控制力度必定会强化。文学艺术界也是他们重点监视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若让他们嗅出点儿反对气息,必惹来杀身之祸。然而不让发声,也确实让那些爱国志士、文人墨客们难忍心头之恨,所以大多作家走的走,隐的隐。独有张爱玲卓然不群,年轻又不谙世事的她实在靓丽,没有政治纷争不说,文章写得也独树一帜。

因此怀揣各种心思的人开始拉她写稿子,或参加各类活动撑一下门面。活动多了,张爱玲俨然成了一名公众人物。张爱玲的文章,也引来上海进步作家和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目光,大家被她清新的文风倾倒的同时,也深深忧虑张爱玲的前景。不消说红过了头会引起日伪政府的注意,去引诱天真烂漫的她做一些卖国的事,单说上海文学界浑浊不堪鱼龙混杂的现实,也让张爱玲没办法分辨得清楚。像这样的天才,真要是因为政治纷扰而栽了跟头实在太可惜了,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作家郑振铎就其中一位。

郑振铎隐居在家,闲暇时也翻看《紫罗兰》《杂志》《万象》等杂志,看见张爱玲清冷的文风与充满人间冷暖的小说时,大为惊艳。惊喜之余不由得担心:张爱玲是一个弱女子,在国难当头,时局浑浊之时,对政治极其敏感的人稍有不慎都会马失前蹄,何况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身处危局却浑然不觉,需有个知近的人提醒一下才行。于是郑振铎找到柯灵,说了张爱玲的事,交代他一定要劝劝张爱玲,千万别将稿子乱发。目前文化出版界政治背景复杂,各种势力交织,若着了人家的道,中了圈套的话,前途没了还在其次,保不齐性命也要赔进去。

柯灵也清楚,可不投稿没有了生活来源,张爱玲是不会肯的。郑振铎也想到这一点,他提了个建议,张爱玲可以继续写文章,开明书店会先付她稿费,等时局稳定了再印刷出版也不迟。柯灵听完这个建议犹豫起来,自己与张爱玲交往尚浅,这样劝她,总归是唐突和冒昧了些。但郑振铎是文学界前辈,又不好推辞,只好先应下来,将此事撂一撂,待有机会再说。

没过几日,张爱玲写了封信来,说中央书局的平襟亚与她谈过,准备出一本自己的小说集。

平襟亚虽然是自己老板,可他已经答应郑振铎劝说张爱玲不要投稿的请求了,柯灵琢磨了一下,在回信中先讲了自己老板一番坏话:平襟亚虽然经营书店,可他不过只是听听小曲、混迹梨园、不务正业之人;他的书店只卖一些折扣书、翻印书,书本印刷质量也极不好,在这里出书简直侮辱了自己的小说。

然后,柯灵笔锋一转,劝说她多沉积些佳作,日后羽翼丰满了再出书也不迟的,做事情急不来,心浮气躁了便会看错时局,办错了事。言下之意,和平时期追名逐利没错,谁不喜欢出名,谁不喜欢钱。此时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个人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时节,若只为钱或名去忽视民族大义,必会引人诟病。特别是在日伪统治地区大红大紫起来,即便没有瓜葛,众口铄金,也会认为你与日本人有些牵连。

不消几日,柯灵便收到张爱玲回信,大概意思是眼下自己名气正起,文章也被人看好,要“趁热打铁”才行。张爱玲以上海女人独特的精明,来计算该不该出版书的事。然而一位当红的作家,不懂些政治是红不多久的,甚至会断送自己前途。可张爱玲还是出了书,帮她出小说集的,依旧是《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万象》好像与张爱玲一丝一毫瓜葛都没了。这兴许如传言所说,负责《万象》的地下党组织希望推出张爱玲,因为她反传统,骨子里切恨封建与资本家玩弄感情、奢靡堕落的生活。但张爱玲与胡兰成秘密结婚公开后,特别是抗战胜利、上海文化真空的消失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张爱玲自然失去她的历史作用了。

可为什么国民党能接收伪军,却不能接受小小的张爱玲?其中当然与文化汉奸胡兰成有直接关系。1944年张爱玲与其相识,此时的胡兰成可直接影响《万象》杂志社。

猜想归猜想,8月上海《杂志》出版了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四天里销售一空,轰动上海文学界。再版《传奇》的序言里,张爱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之后广为诟病的张爱玲版“出师表”: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不过笔者认为——看一个作家真正功利与否,首先要看作品,如果作品是趋炎附势的、功利的,那功利这个评价无疑是准的,因为作品最后要面对大众。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的作品并非功利,这也是文学界的共识。张爱玲的问题是,她不仅仅是以一个作家身份亮相世人,她还是一个公共人物。尤其在日伪时期的上海,同仇敌忾是国家主题,提出“出名要趁早”的个人享乐论调是不合时宜的。

尤其身份还是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不论个人思想怎样,公示于众毕竟十分不妥。作者可以功利,可她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功利。尤其在公众面前,作者本人也不能表现得很功利。

当然张爱玲作品到底功利与否,读者会给出恰当的评价。1943年5月到1944年初,就有《杂志》《万象》等数本极具影响力的上海杂志留下张爱玲的身影。《传奇》一出,张爱玲在上海文学界如日中天,她也开始从小公寓里走进喧嚣的社会,展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了。《杂志》月刊以联系女作家为先,1944年3月,在中国报社举行座谈会,将上海新生代女性作家全邀请了去,有张爱玲、汪丽玲、苏青、吴婴之、潘柳黛、蓝亚珍、关露等人,男作家也有著名学者、作家谭正璧。女作家多了,话题也是很广泛的,谈些读书消遣、对外国女作家的看法,还有自己处女作的由来,文学历程,以及写作方法研讨。

不过座谈会上,大多数的女作家并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的参与者,而是社会动**与文化激烈变革里诞生的。其中有与张爱玲关系很好的苏青。她既是作家,还是月刊杂志《天地》的主办人。五四洪流俨然一场激烈的大潮,冲垮了封建旧文化的堤防,用它的水分养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荒地。

不过,张爱玲与苏青等新生代作家,对五四时期的老作家是极不屑的,这些后起之浪誓言要把前浪拍在沙滩上。这些颇大胆的年轻女性作家怕是忽略了,五四文化及新文学运动,可不是简单地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清末及民初时期,现代文明及文化倡导者与封建传统之间身体力行的斗争结果。她们也只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人拼杀出来的天地而已。

与那些江南娇小清秀的女作家比起来,张爱玲高挑灵韵,说起话来温婉细润,慢条斯理的,更惹人关注。座谈会上张爱玲话不多。谈及女性文学崇拜的问题,张爱玲发了言:

古代的妇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自然的,张爱玲吹捧人的功力是超群的,让苏青颇为受用。据说当时潘柳黛正吃瓜子,此言一出,当即将一枚瓜子卡在门牙上,其面部表情错愕到何种程度一想便知了。

8月,在自己的“《传奇》集评茶会”里,张爱玲更加显得光彩照人了。评茶会地点选在上海康乐酒家。她盛装出席,还带了一副黄色玳瑁眼镜,庄重典雅。炎樱则身着大红的上装,白西装裤,配上印度首饰,异国情调浓烈。此次活动,聚集了当时上海文艺界数十位精英。

张爱玲对交际场合本来就打怵,便拉炎樱替她挡驾。那些出席座谈会的文化名流和学者们,对《传奇》的评价就一个字:好!

苏青还写了篇赞文:

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些虽不懂,可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

当这篇赞文由《杂志》月刊吴江枫读完后,盛赞便开始,众人七嘴八舌地将这场盛赞推向最**。接下来有人说,《传奇》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便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张爱玲的小说通读可以,仅看一段,抑或一句也是美的,所以“横看成岭”美哉,“侧看成峰”亦美哉。

还有人说,张爱玲是用一位新潮的西洋人的视角来审视沉沦而古旧的中国,用西方文学的风格、曹雪芹的笔法来写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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