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担心的奇迹
1944年至1945年末,张爱玲与胡兰成那段婚姻渐渐从热烈走向颓态,这期间也是她创作的巅峰。此时张爱玲像极了夏日里盛开的凤凰树,在孤岛上海这片精神上贫瘠的城市里通红通红地烧起来。
柯灵说张爱玲:“我想起《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在那个时代,悲哀的土地上每天都有苦难与死亡的讯息传来,这些讯息既来源于外族入侵,也来源于国家政治更迭导致的内祸频仍,还来自于时代剧烈变革时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一个个利欲驱使下的罪恶灵魂,残忍酿造一个个苍凉悲苦的命运,无端惹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她揭示和批判的是那个时代欲壑难填的人性,这是她引起上海乃至全国文学界重视的原因。
此时的中国文学因抗日战争及政权割据引发了地域分割。而张爱玲的通俗文学,俨然成了孤岛时期上海文学的制高点。全因她所处的环境太特殊了,她的文学贡献也显得那么特别而重要。
身处孤岛上海的张爱玲与胡兰成整日腻歪在公寓里,男弃耕女废织的,张爱玲哪有心思写小说,杂志社一个劲儿催稿子,恼了便糊弄几个字,又支起下颌痴痴地想他了。1944年5月,《万象》杂志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笔名“迅雨”。张爱玲见了这篇文章好奇,抑或心想没准儿又是哪位在夸我文章好。一开始读还好,谁料越看下去脸越黄。
迅雨开篇写道: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随后迅雨笔锋一转: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而怔住了。……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
迅雨对她之前作品的评价也很高: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只是variationupona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
接下去却犀利起来,迅雨接着写道:
(《连环套》)其中暴露的缺陷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慎的缄默。《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4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竟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料了。
迅雨评价道: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
文章结尾写道: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迅雨这篇评论专业中肯,是文人式的劝告。张爱玲这时正陶醉在眼前的大好名誉里,冷不丁被人揭了老底甚是恼羞,之后便停了《连环套》。
这件事对张爱玲刺激很大,她决定出一本小说集《传奇》。事先还跟柯灵通了气,结果如前文提到的,柯灵一个劲儿泼冷水。张爱玲找到《杂志》出版。结果小说集《传奇》出版后四天后便脱销了,张爱玲愤懑的心情算消减大半。
胡兰成也阅了迅雨的文章,见有人欺负自己恋人也不干的,怎么说自己也任过大刊主笔,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些影响力。在迅雨《论张爱玲小说》发表后不久的五六月间,他也写了一篇《评张爱玲》。文章极力夸赞张爱玲的小说里溢满了青春的美妙,读她的小说宛如在钢琴键子上行走,每走一步都能踩出个美妙音符来;她的文章还像一副精致风景,涌动出生命的源泉,而她本身也化为源泉的一部分;她攫取古典的美做材料,善于用精美的图案来表现,那些离我们很远的古典美,在她那里也变得更自由了,焕发出幻想的玄美;她的才气和文采,植源于她对美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这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评张爱玲》在《万象》发表后,潘柳黛第一个受不了。胡兰成的文章极具感性色彩,言语间对其倾慕之情达到了敬仰程度,尤其胡兰成将张爱玲与鲁迅并列起来比较,说两人都是划时代的文坛巨匠,这让她着实看不下去了。
潘柳黛决定调侃一下二人,她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文章。先去问胡兰成一篇文章该怎么去“横看”,怎么去“竖看”。还说张爱玲身上一脉传来的李鸿章的贵族血液,就像是在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小鸡,上海人喝到黄浦江水后便说自己也像喝到了鸡汤一样。将那么久远的事和古老的人与现代扯在一起,那些该是多么不相干的事情啊!
潘柳黛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来如潮的好评声。最有趣的当属上海人精明的商业头脑,文章发表后“贵族”两字不胫而走,连餐馆里也开始卖“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恰好鸳鸯蝴蝶派祖师爷陈蝶衣开了家上海点心餐馆,还用了“贵族排骨面即将上市”的噱头,又贴出大幅海报宣传。
张爱玲一看,连你潘柳黛也说我,便不去理她了。当然,潘柳黛是个快人快语伶牙俐齿的女作家,话憋在肚子里会难受得要命。她必定知道胡兰成与张爱玲正热恋中,算幽两人一默。
面对这么多人的指责张爱玲很不服气,思来想去,这档子事皆因迅雨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可人家写的句句在理,能评价得这么到位也不像小角色的手笔。不过这口气儿是不顺的,考虑到自己还是文坛新人,也不能太直接去回击他。1944年7月,张爱玲在《新东方》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委婉地回击了一下: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张爱玲还阐述自己的写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