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
此番打下杭州府,朝廷可谓是满载而归。
府库中不仅缴获了偽顺囤积的数百万两白银、数十万石粮食,更通过土地清丈与產业国有化,掌控了江南最富庶的一片財源,国库瞬间充盈起来。
而那些曾经盘踞杭州府的江南士绅,此刻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
一部分有远见者,早在偽顺大势已去时便收拾细软,逃遁至绍兴府或其他未遭战火之地。
另一部分顽固依附偽顺、助紂为虐的士绅,则成了朝廷清算的对象。
家產被抄没,土地被收回,男丁流放边疆,女眷入官为奴。
没有了士绅势力的阻挠,官府的各项整顿措施推行得异常顺畅,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
江南的士绅阶层,向来是地方的“土皇帝”。
杭州府的士绅自不必说,南直隶、浙江一带的世家大族,更是世代盘踞一方,掌控著土地、商业与文脉,连官府都要让其三分。
如今朝廷清丈土地、收回盐田与工商產业,抄没从贼士绅家產,甚至將无主之地半数收归官田。
这般“剥夺”,怎能不让他们心生怨懟?
私下里,不少士绅聚在密室之中,面色铁青地抱怨。
“陛下此举,简直是刮地三尺!”
一位白髮老绅重重拍案。
“我家世代经营的丝织作坊,竟被官府强行收归国有,只给了些许微薄补偿,这与抢夺何异?”
另一位中年士绅附和道:“清丈土地更是严苛,连祖辈传下的祭田都要核查,稍有隱瞒便按从贼附逆”论处,这日子没法过了!”
怨气虽深,不满虽烈,却没有一人敢公开反抗。
他们心中清楚,如今的大明,早已不是那个皇权止於县治、士绅可与官府分庭抗礼的时代了。
朝堂之上,官员联合復社眾人,曾试图以“祖制”“民生”为由,弹劾朝廷“苛待士绅、动摇国本”,结果天启帝下旨,以“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的罪名將其梟首示眾,復社骨干或斩或流放,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为士绅发声。
这血淋淋的教训,让所有士绅都明白,与皇权硬碰硬,无异於以卵击石。
地方上,那些依附偽顺、试图以武力反抗朝廷的土绅,早已在明军的围剿中家破人亡。
他们曾寄望於偽顺能制衡皇权,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李铁头的覆灭,彻底击碎了这份幻想。
无论是朝堂抗议,还是武装反抗,所有能想到的手段都已用尽,却换来“轻则抄家、重则砍头”的结局。
面对皇帝的大军压境与雷霆手段,士绅们纵有千般不满,也只能硬生生吞进肚子里,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分表露。
对於朱由校而言,士绅的態度从来不是他关注的核心。
“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这是他的执政铁律。
他深知,大明的根基从来不是那些盘剥百姓、囤积財富的土绅,而是遍布天下的黎民百姓。
只要稳住百姓的基本盘,让他们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天下便乱不了。
放在以前,大明朝的皇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皇权不下县”的千年积弊,让朝廷的政令只能停留在县衙,乡野之间全靠士绅、宗族自行治理,皇帝对基层的掌控力薄弱至极。
但如今,朱由校设立的救灾司、清田司,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
救灾司的官吏不再局限於县城,而是深入乡、村,设立常驻机构,直接对接百姓。
他们不仅负责賑灾、分田、兴修水利,更承担著传递皇命、登记人口、调解纠纷的职责,成为皇权延伸至基层的“毛细血管”。
更关键的是,救灾司的基层武官,大多由九边退伍的老兵担任。
这些老兵军纪严明、战力强悍,又熟悉官府运作,再辅以本地招募的民兵,组成了遍布乡野的基层武装。
士绅们以往赖以掌控基层的宗族势力、乡约制度,在救灾司与基层武装面前,彻底失去了作用。
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隱匿田亩、操控赋税、煽动百姓,甚至连私下串联都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