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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分地责成流贼必不可平矣（第1页）

第二十章分地责成，流贼必不可平矣

造反的烽火越烧越旺，眼看就要燎原，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按道理从朝廷到地方都应该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才对。但很显然，大家并没有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团队，每个地方操心的都是自家的算盘。而且，大家不仅不想操心别人家的算盘，更不想自家的算盘被别人操心，每个人都想踢皮球，把起义队伍从自己这里赶到其他省份。

流寇之所以被称为“流寇”，就是因为他们“流”，没有固定位置，四处活动。这也好理解，但凡能安身立命，在家过得上日子的，没人会去起义。

最初的起义军没啥政治理想和组织架构，起义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吃饱饭，具体方式就是抢，哪里有饭抢哪里。他们拖家带口，流离失所，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苦，别看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人的部队，有战斗力的没多少，十之一二差不多了。但人多总还是有威慑力的，加上当地官员大多数没有打仗经验，被唬住也很容易。

当时，有个叫刘营嗣的人上疏道：“流寇行迹飘忽，常常在城郊抢掠，抢完就跑，而山西巡抚却在守城，表面看是在防寇，其实完全就是不作为，眼睁睁看着流寇做大。”

山西巡抚许鼎臣，常州武进人，进士出身，也是个文人。他和杨鹤一样，是被临时抓出来送到前线的，确实对兵法不甚了了。且因为兵部尚书张凤翼要求“分地责成”——也就是各管各的——许鼎臣和时任宣大总督张宗衡产生了很多矛盾。

矛盾具体体现在：我要打这里，你要打那里；我说守东边，你说守西边；我把人调到这边，第二天早上起来，审视军队，到地方一看，人全没了，再一打听，给连夜调到别处去了。这还能有好吗？

这些矛盾被监军太监看在眼里，转头就跟皇帝打了小报告，说：“现在山西的贼寇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我就见着张宗衡和他的部下在打仗，从东边追到西边，顾此失彼，剩下的人都被许鼎臣按着呢，许鼎臣只派出贺人龙的千余人参与剿寇而已。”

朱由检听了很生气，下旨责问许鼎臣为何拥兵自重。

许鼎臣是冤枉的，上级让他们“分地责成”，地分了，人没分，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除了抢人，没别的办法。

兵部尚书张凤翼见状，也不记得“分地责成”是自己要求的了，连忙一起跟着骂许鼎臣，上疏就说“流寇原无定向，二人怎可因责分东西而袖手旁观？”

被大领导和顶头上司联合起来责问，许鼎臣头都大了，这张尚书坏得很，不光不保他，还要让他背锅，怪不得几个月来没人愿意到这儿上任，这山西巡抚果然不是寻常人可当得的。许鼎臣分析了一下，再这样下去，可能要步杨鹤后尘了，不行，他要学洪承畴。

要学洪承畴，就要有兵。许鼎臣忙上疏诉苦，说自己屯兵是因为邻近陕西的临县实在危急，流寇靠诈降夺取了要地临县，现在自己正打算打回来，可是手上没有兵，本来调了点儿人，现在又给宣大总督张宗衡弄走了，这工作实在是太难了！要不然，就先放弃临县吧。

在朝在野，都要会辩论才行，许鼎臣立马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有了征调附近兵员的权力，终于可以攻打临县了。

但是吧，明朝和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话，也没有发报机。一套军事政令从地方传到朝廷，再议论，最终发布，要花费巨长的时间。一个小小的临县问题，居然花费了整整四个月才解决，甚至要皇帝亲自下旨，这样的工作效率，不得不说，很难让人看到什么希望。

这边许鼎臣刚消停，那边张宗衡又有了苦楚。张宗衡上疏一封，说：“山西和河南接壤的地方形势危急，前任山西巡抚招的毛兵，现在居然被河南巡抚按在手里，没有道理！”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毛兵，毛兵又称毛葫芦兵，是招募的当地人组成的军队，因为没有军籍，不能算是正规军。

河南巡抚一看，张宗衡给他扣的帽子实在大，赶紧上疏辩解，说：“现在流贼天天打运动战，我只能重点把守，既然张宗衡有困难，愿意立马派兵约期围剿！”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有想法，河南巡抚还在奏疏中说应该秦、晋、豫三省合力围剿，成功摘掉了“拥兵自重”的帽子，挂上了“有大局观”的标签。

这些官员的所谓合作大局观，常常就是一句空话，漂亮话大家都会说，但也就是说说而已。河南巡抚手上有兵，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是三省合力围剿，他只要用手上的兵把流贼堵在山西境内就行了。回头皇帝问起来，他也好说这是“合力围剿”，自己已经全力以赴了。更甚之他还可以标榜自己本是河南官员，现在进入山西剿寇，已经大局得不行了。

这些大员，各个老油条，十分精通为官之道，每个人看起来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并且具有“大局观”，说出来一身功劳，可是呢，问题好像不仅没有解决，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办呢？朱由检下了一道旨，直接把这些人心里的小九九挑了出来，说谁要是“保境祸邻”，就以“纵贼”论罪。跟我来这套？少来！

纵贼这罪名就大了，三省官员立马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