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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娇娇妈成了被男人们暗地里唤作“烧饼西施”的女人。除了啤酒，她的烧饼是楼里男人最爱买的食物。不管遭遇什么冷遇，依然无法降低他们光临的热情。后来，楼里的女人们发现了这一现象，便剥夺了男人买烧饼的权利，只派自家的孩子去买。

我因此和娇娇妈有了接触，虽然这不是一个好活儿。

娇娇妈虽然对来买烧饼的小孩儿现出长辈应有的和颜，但是在交付烧饼前，她会让孩子们算一道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数学题。如果小孩儿面露难色，娇娇妈就会说，这些简单的题在娇娇那里只用五秒钟就能得出答案。当然，娇娇每次都会亲自证实她妈妈的话。我的小伙伴小辉曾拿同样的题目考过娇娇，娇娇每次都能迅速作答，还炫耀自己是数学课代表。

我不是那种能迅速算出24乘以42等于多少的小孩儿，但是我总能察觉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我最近发现，娇娇渐渐不和妈妈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了，她们也成了同极相斥的两个人。

娇娇妈的隔壁住着梦梦妈，另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娇娇爸还在世的时候，人们从来没见过娇娇妈和梦梦妈讲话。如今都成了寡妇，两个人的话多了起来，不过不是聊天，而是争吵。

她们会因为放在门边的垃圾争吵，会因为中午电视发出的声音争吵，会因为两个孩子的争吵而争吵，会因为对方的摊位占了自己的地儿而争吵。对了，忘了说了，梦梦妈在娇娇妈的旁边经营一个卤菜摊。

梦梦妈是个大骨架的女人，她的女儿也是，嗓音厚重、穿透力强。如前所述，娇娇妈和娇娇则正好相反：身形娇小、嗓门儿细弱。可细弱的嗓门儿发出的声音尖厉刺耳。

因此，如果梦梦妈和娇娇妈在楼道里吵起来，堪称惊天动地。梦梦妈的咒骂、娇娇妈的讥讽、梦梦粗而响的哭喊、娇娇尖而细的号叫，伴随着摔板凳、踢木门的响动，还有事不关己的邻居们在一旁五花八门的解说、评论，小楼里热闹非凡。

这时，置身事外的我妈会告诉我：“以后不要娶那样的女人。”

我会接着问我妈：“那娶哪样的女人呢？”

我妈说：“娶我这样的。”

吵到一定程度，看样子必须抄家伙动手了，才有人上前拉架，拉不动时就喊警察。警察把两个女人带到派出所一顿训诫，威胁她们要是继续吵闹就各自拘留十五天，两个女人这才耷拉着脑袋回家。

吃过晚饭，入夜已深，梦梦妈开始向她死去的丈夫哭诉，哭喊声一阵儿高一阵儿低，像是在唱戏。我张大了耳朵，想捕捉其哭诉中是否夹杂着娇娇妈的啼哭。我没有捕捉到。

我妈感慨道：“两个可怜的女人。”我爸跟着感慨：“两个可怜的女人。”我妈对我爸说：“我觉着可怜就够了。你该上班上班、该下井下井去。”

后来我爸告诉我，娇娇妈是不屑于和梦梦妈吵架的，但是她太骄傲了，太骄傲就会太敏感，太敏感就会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容易伤人伤己。

我表示不太懂这种三段论似的推理。

第二天清早，梦梦妈会整理好心情带着笑脸出门，买来猪蹄，改刀、煮熟、剃毛、卤好，卖给邻里。

娇娇妈则不然，她会把自己关上一天，独自在屋里舔舐伤口，只让女儿给自己买些吃的。不会买烧饼，她痛恨烧饼。

娇娇妈和梦梦妈的争吵就像女人的例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警察们也会跟着来一次。窗栏后的我因此记住了那几个警察的样子。

后来，我妈下岗了，我爸靠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勉强养活我们一家五口。

小楼里的人因为艰难的生计而迅速老去，甚至有人因此死去。三楼的韩叔从煤矿下岗后干起了出租车生意，一天晚上遇到劫道的，被捅了个透心凉。韩婶因此成为我们这栋小楼里的第三位寡妇。

我妈有时候会劝我爸：“还下个什么井哟，不要黑不要白的，不要生不要死的。”

那时我已经上初三，大概明白我妈的话。因为无法感同身受，我只能选择沉默。

没有了可以炫耀的物质财富，邻里们便拿孩子攀比。我没给我妈争面子，依然无法一下算出两位数的乘法，也无法一口气背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楼里还有些比我聪慧的小朋友，但是他们都在娇娇妈的考题中溃败。娇娇妈是个“与时俱进”的女人，总会想出比我们的能力高出不多的题目。娇娇妈依然会说，她的女儿能在五秒钟内给出准确答案。可娇娇再也没帮娇娇妈证实过。

除了一如既往的聪慧，娇娇仍然始终穿着雪纺的裙子，始终梳着顺滑的马尾，始终蹬着各式的小皮鞋，走过那段不长的巷道，独自一人。

而娇娇妈已经不再穿红色的高跟鞋，也不再戴镶嵌着红宝石的耳坠。她的胸前多了围裙，手上沾满了面粉和葱花。男人们已不会在众人中多留意她一眼。我依然认为，如果细看，还是可以在这个女人的面孔上寻得残留的美丽印记。

又过了一年，娇娇考上了省重点，去了市中心的高中就读；我考上了市重点，去了一所稍偏的高中住校；梦梦则辍学了，开始与她的妈妈一起做卤菜生意。

入读不同的学校后，小楼里各家孩子的人生道路开始分岔。故乡则成了陈旧印象与现世流言交织的复合体。